Wednesday 17 July 2013

青文書屋:倒行的歷史

青文書屋:倒行的歷史
馬國明

守着一間書店,在灣仔

對老闆羅志華來說,青文書屋並未結束,結束的是青文在灣仔的一段歲月。不敢肯定青文在灣仔開業的年份是1982還是83,但清楚記得晚至87、88年的時候,青文所在的大廈門前排開一列大牌檔,賣粥、賣麵和賣咖啡、奶茶、三文治,由一羣大學生創辦的書屋其實植根於香港的地道飲食文化。……青文在灣仔的歲月原是一個氣味濃郁令人垂涎欲滴的城市,但刻下的香港,人們在鬧市裏行走時,紛紛要掩着鼻子。

當然大牌檔很快便被清拆,但檔主們都能在原有的街道找到合適的店舖繼續經營。大牌檔剛清拆後,走上書屋的顧客都紛紛表示出入方便了。但大牌檔原本佔用的地方立即被一輛又一輛非法或合法停泊的車輛填個滿,雖然車輛不至泊上行人路,但香港的車主或司機習慣停車不熄匙,一架架停在路邊的車輛不停噴出廢氣。相信沒有人會想到原來大牌檔除了建立香港的地道飲食文化之外,更有助減少空氣污染。

書香

由於青文附近當年分別有國泰和京都等戲院,即使大牌檔被清拆,但只要打開窗戶便可聞到下面傳上來的香味,印象深刻的首推焙烘魷魚時釋出的香味,繼而是臭豆腐的獨特氣味。牛雜的香味則十分微弱,但聽到剪牛雜的剪刀噹噹的響過不停,牛雜的香味亦好像隨聲而至。那些長年到書屋打書釘的顧客很可能是不自覺地戀上這種圖書館永遠不能提供的迷人氣味,他們口中必定會有人坐得久了,放下書本,走到街上,吃串牛雜,買杯奶茶,再坐下看書。

好景不常,國泰戲院要拆卸重建,在路邊焙烘魷魚的情景成為絕響,其他的流動熱食小販亦很快絕跡,因為敵不過日益壯大的小販管理隊。但一個賣水果的小販卻居然成功堅守陣地,繼續在青文所在的大廈門前賣橙、賣蘋果。她是個健碩的中年婦人,像所有賣水果的小販一樣,她原本擁有一部形狀有如向日葵的手推車,橙和蘋果放在葵花上,葵花下面是個用來擺放存貨的空箱,箱子下面裝上四個輪,「走鬼」時,推着走便是了。從來沒有人知道亦好像沒有人關心這種集窗櫃、儲物和「走鬼」於一身的地道設計出自哪一位名家的手筆。當年賣水果的中年婦人推着這樣的手推車便足以屹立在灣仔街道的一隅,坐在三樓的的書屋裏,即使窗子緊閉,亦會斷斷續續地聽到婦人和貨車司機對罵,司機罵婦人擋着去路,婦人則回敬,「你大我哎!」不知底蘊的人會認為婦人是不折不扣的一介刁民,明明阻着人家的去路仍口出惡言。但從路邊討飯吃的人的角度而言,在路邊擺賣,日曬雨淋,更要被小販管理隊的人員當賊人般追捕,簡直毫無尊嚴。這樣看來,婦人跟司機對罵無非是要爭回一點尊嚴。青文在灣仔的歲月見證的除了是一群文藝青年醉心文學的佳話,更見了無牌小販這樣受盡社會踐踏的人奮力維護一己的尊嚴。

見證尊嚴生活的絕跡

但設計得更巧妙的手推車最終還是敵不過小販管理隊的圍捕,最要命的是號稱法治的香港竟然在法律上容許政府充公小販們的財物。中年婦人推着手推車在灣仔街頭縱橫馳騁,被捕和充公財物的次數必定數以百計。即使婦人依舊強悍,毫不退縮,但向日葵一樣的手推車已不堪一次又一次的被充公、被銷。繼焙烘魷魚的情景在灣仔街頭絕跡之後,向日葵手推車亦在灣仔成了絕響。婦人亦索性改變策略,放棄堅守街頭的陣地,隨便把一兩箱水果擱在青文所在的大廈入口之處,繼續其水果買賣的小生意。大廈的住客和青文的顧客都似乎不介意婦人的存在。由街口退守到大廈的入口,生意當然受影響,但起碼小販管理隊沒有她的辦法,貨車司機亦不再是重拾自尊的聲討對象。如此這般,婦人總算過了幾年安穩的日子,直至屋宇署勒令大廈的業主維修大廈。工程進行期間,婦人雖然照常營業,但塵土飛揚的環境對生意當然不利。終於等到工程完成,大廈煥然一新,這時候的大廈業主再容不下婦人佔據入口一角擺賣,婦人從此在灣仔的街頭消失了。

非要退守不可?

青文在灣仔這段日子裏,灣仔自然出現重大的變遷。灣仔北的會議展覽中心完成擴建,灣仔的舊區,重建項目一項緊接一項的登場,連青文所在的下一條街茂羅街亦即將重建,並會將個別樓宇保留,改造為文化村。灣仔的海旁更會大變身,發展為五個特色主題的區域。在這樣一個美麗新世界的倒影底下,婦人的故事更顯微不足道,但青文遷離灣仔正好像當年婦人失去向日葵手推車,從當眼的街口退守至不當眼的大廈入口掙扎求存。青文在灣仔的一段歲月裏,香港的高官們,由從來不提文化變成把文化藝術掛在口邊,誰不知當年的文藝青年各自籌集一千幾百的資金辦書屋的社會條件已像大牌檔和流動小販一樣消失於無形。青文在灣仔的歲月原是一個氣味濃郁令人垂涎欲滴的城市,但刻下的香港,人們在鬧市裏行走時,紛紛要掩着鼻子。一間書屋的結業,總會有某些具體的原因,但社會的大氣候就如拿着指揮棒的指揮一樣,絕不是虛張聲勢。青文以至同期的二樓書屋或許微不足道,但這些書屋健在的歲月裏,社會的氣味以致氣候明顯與今時今日不同。青文在灣仔的這段歲月裏,社會出現重大轉變,高官們日日夜夜提醒人們要適應轉變,要追上時代。問題真的只是適應嗎?我們不可以召回那段令我們回味,令我感到活得有價值的歲月嗎?我們不能重新讓向日葵手推車和那個健碩強悍的婦人重現灣仔的街頭嗎?

(原刊明報世紀版二OO六年十月五日,轉載自《Be kind rewind , 羅志華version》二OO八年二月廿一日)

讀者回應(見《Be kind rewind , 羅志華version》

043:第一次上青文是在1989年,向來住在新界的我,就只有讀大學的三年曾寄居港島,青文和影藝都是我喜歡的地方,兩個當年頗富朝氣之處,如今已不在了。畢業後有時路經灣仔,總會常起青文和影藝,看電影比較花時間,不一定負擔得來,青文卻幾乎是我必到的地方。

我在青文遇到過村上春樹、昆德拉、馬奎斯、楊絳、余光中、鄭愁予、戴望舒…,上二樓書店不只是為買書,更是為了認識不同的作品,誇張點說,上青文就好像信徒朝聖一樣,是我充電的地方,不知羅先生有否察覺,他是很多人書海中的導師。

素來不認得人,羅先生和馬先生是我唯一認得的書店老闆,羅先生從不計較顧客打書釘而不買書,原因大概不是甚麼營銷手法吧。有一次我在青文目擊他和一位顧客爭執,為的是那位顧客弄皺了書,說來奇怪,先自始以後我反而更敬重這火氣和中氣十足的老闆。

青文的結束對我來說是難以彌補的損失,和結業了的影藝一樣象徵了我逝去的年輕時代,容不下青文的社會是甚麼樣的社會?容不下羅先生的世界是甚麼樣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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