靖笙不是黃韶生

靖笙不是黃韶生
許定銘

熱愛文學的方寬烈老先生（1925～），很多年前開始整理《香港作家筆名別號錄》，內容先以筆名方光由二ＯＯ六年三月起，連載於他主事的《文學研究》多期，然後再經整理，要出一冊極具分量的工具書。香港是個政治特別的城市，職業文人為謀生，筆名多多，錯綜複雜，要整理一點不容易，錯失是無可避免的。

方寬烈是「鑪峰雅集」的文友，每逢星期日聚會時，他喜歡帶來剛寫好的文稿，供我們先睹為快。某次他帶來了《香港作家筆名別號錄》的初稿，我碰巧讀到一條：

常用名：白勺
其他筆名：黄靖笙
本名及字號：黃韶生
生卒年份：1945～
主要作品：《芷蘭文社》創辦人

我告訴他：黃韶生筆名白勺是對的，但，黄靖笙則是黃德偉的筆名。老人家唯唯唯諾諾，不過，文章在《文學研究》第二期（二ＯＯ六年六月）刊出來時，並沒有修正。

後來，我知道他之不肯改，是他認為資料來源正確，說是引自關夢南、葉輝主編，崑南、小思、陳國球和黃仲鳴作顧問的《香港文學新詩資料彙編》（1922～2000）。此書下冊一一七頁的白勺欄下，的確有他生於一九四五年，「本名黃韶生，另有筆名黃靖笙」之語。關夢南等一批人，是香港文學專家，方寬烈選擇信任專家而不信我，應該是明智的選擇。不過，像這麼小的問題，專家有時也會未注意到。我與白勺和靖笙是少年時代的文友，相識知交近五十年，寫本文的目的，旨在回憶少年時的歡樂，並記錄兩位「港產」文友的文學活動。

筆名白勺的黄韶生，是我認識的第一個文友。



一九六二年我在德明中學初中畢業，父親要我轉學校讀高中。我最先考入嶺南中學，以為可以過自由自在的寄宿生活，暑假裏非常高興，投稿時總在姓名前冠以「嶺南中學」字樣，其實我完全未曾入讀，因我住在深水埗，「嶺南」在跑馬地半山，父母嫌學校遠宿費貴，結果只好在開學時轉入大坑東的協同中學。開學第二天，高我一班的同學黃韶生來找我，說他就是投稿《星島日報》學生園地的「白勺」。我們互相慕名已久，一見如故，還與他的同級同學黃維波、楊懷曾等人，以《岳陽樓記》中「岸芷汀蘭，郁郁青青」之意組織「芷蘭社」，後改名「芷蘭文藝社」，曾出版八開報刊《芷蘭》三期。黃韶生入讀中文大學聯合書院後，當時還叫「游之夏」的黃維樑和陳炳藻（丙早）也加入了「芷蘭」。

一九六四年，我組織「藍馬現代文學社」，早期的社員就只有龍人、白勺、卡門、覊魂、易牧、蘆葦和我七人，由我篇了四十開單行本文集《戮象》（香港藍馬現代文學社，一九六四） 和三期《藍馬季》。我和白勺同樣是「跨社」文藝青年，當時的分工是他主持「芷蘭」，我則主事「藍馬」。

我在協同中學只讀了「兩星期」，隨即轉讀鄰近學費更便宜的瑪利諾神父教會學校。韶生那時候住在李鄭屋村現為泳池處的山邊木屋區，我則住在蘇屋邨，雖然我們不再同學，但學校和住處都很近，走路不用十五分鐘，來往頻密。我們常碰頭的地方，是李鄭屋邨一處極小型，不足一千平方呎的社區圖書館。在那兒常聚會的，還有文友吳萱人。

黃韶生是台山人，母子二人相依為命，他比我長三歲，是一九四四年生的。他考入大學後，靠政府的獎學金過活，課餘文化活動甚多，替人補習、寫稿，在友聯出版社兼職編輯等等。他視我如弟，除了指導我讀文學書外，會考前半年，即使他大一的功課甚忙，也經常抽空來替我免費補習數學。我一九六Ｏ年代到過胡菊人、戴天等人太子道的「愛華居」，在九龍塘多實街認識岑嘉駟（逸飛）、古兆申，參觀了創建學院，讀《盤古》……等，都是韶生帶動的。

中文大學畢業後，他教過書，後來進友聯出版社任全職，編過《大學生活》、《中國學生周報》、《中報週刊》、《新作品》等報刊。黃韶生初寫新詩和散文，後來專注文學評論及研究，筆名甚多，較常用的除了「的」字拆開的白勺，還有黃濟泓、黃龍生和牛支。此中「黃龍生」是署名黃韶生時，寫得潦草，被老編誤認的，他將錯就錯用作筆名；最有趣的還是「牛支」，黃韶生一向不修邊幅，聲如老牛且帶台山鄉音，說話搖頭擺腦似老學究，友儕均叫他「牛仔」，而「牛支」即是他發的「牛仔」音調。

當年黃韶生和我同樣愛劉西渭、周夢蝶、鄭愁予、司馬中原、無名氏、王辛笛、穆旦、沈從文和路翎，很有話題，走在一起的時候頗多，我從熱愛現代文學轉向三十年代文學，從買新書到收藏舊書，受韶生的影響甚大。一九七Ｏ年代我辦「創作書社」，他也開了間「富壤書房」賣舊書。後來因生活圈子不同，才逐漸少見面。一九八Ｏ年代，韶生突然人間蒸發，據說是追求「真愛」，移居紐約了。近月忽然傳來噩耗，說是「牛仔」若干年前六十多歲時患了「腦退化症」，最後在老人院騎鶴西去了！

黃德偉一九六二年前後在《星島日報》學生園地發表詩作時用筆名「靖笙」，寫散文則用「文初」，有時會在前面加上他的姓氏「黄」。

認識黃德偉，是從一次徵文比賽開始的。

一九六Ｏ年代《中國學生周報》通訊員組織內有一份八開月報，叫《學生之家》的文藝刊物。他們在一九六三年初辦了次徵文比賽，由陳虹（蕭輝楷）作評判，得獎的第一名是伍清泉，第二名黃文初（黃德偉），第三名陳政元，優異獎順序：許定銘、李仕俊（廬頤）、陳龍健、伍清泉、黃龍生（黃韶生）。此中我熟悉的，除了黃韶生外，就是詩人李仕俊（廬頤），他是德明中學高我一班的同學，曾辦「同學文集社」，編同人刊物，中學畢業後到美國升學，後來留在美東生活。

頒獎的晚會上，得第一名的伍清泉出來了，全體愕然，原來是個三十多歲的大胖子。在十六、七歲的少年人眼中，三十多歲已是老人家，應該是成名作家了，還要來參加徵文比賽，欺壓我們這些初出茅廬的黃毛小子，大家都感到氣憤。

我和生於一九四六年的靖笙，就是在這次徵文比賽後結為文友的。一九六四年黃德偉赴台大升學時我讀高三，還特意請假到上環碼頭給他送行。他在台大時和張振翱（翱翱、張錯）等辦「星座詩社」，出版《星座季刊》，也曾邀我寫詩，並囑我作香港的代表。台大畢業時，他出版了第一本詩集《火鳳凰的預言》（台北星座詩社，一九六七）。

一九六五年六月《藍馬季》創刊，黃德偉（靖笙） 也寄來詩作〈雨天，在暮裏〉以示支持。一九七六年，黃德偉在西雅圖華盛頓大學得比較文學博士後，回港任教於香港大學，我們的來往漸多。直到一九九Ｏ年代我移居加拿大，才斷了消息，據說如今任教於台灣宜蘭佛光大學。

沒想到讀了兩行字，囉哩囉唆的寫了一大段，回憶了少年時代的美好時光。聞方寬烈的《香港作家筆名別號錄》快將完稿出單行本，希望他能及時更正白勺的那欄。

──2011年4月

8月刊於《文學評論》

書店地圖

書店地圖
馬吉

二ＯＯ八年二月，青文書屋老闆羅志華在倉庫整理存書，不慎被書活埋，令人惋惜不已。二ＯＯ九年二月，朋友為紀念他編了本文集：《活在書堆下》。全書共分四輯，第一二輯都是回憶他和青文的文章，我大部分已在報刊或網上讀過，如今收集在一起，自是很好的紀念。第三輯為「傳媒的哀思」，當中有篇長文〈殉夢書香〉，原刊於北京日報，對青文的創立，羅志華如何接手經營，描述頗詳，情文並茂，既可作青文的發展史讀，也可作香港書店業，尤其是二樓書店的發展史讀。像這樣的文章，不由香港人來寫，而由北京記者執筆，香港那些所謂文化人，是該感到慚愧的。

第四輯為「倒行的歷史」，有多篇文章簡介香港的二樓書店，我覺得這一輯最有意思。我就讀過台灣書話家傳月庵的《蠹魚頭的舊書店地圖》，當中介紹了台灣的二手書店，順帶也寫了好幾間具有影響力的出版社，既有「史識」，也文采斐然，讓人感到台灣濃厚的文化氣息。香港像台灣那樣有特色的書店和出版社也在不少，但都是自生自滅。例如賣二手書的神州，已有好幾十年歷史，足為香港文化發展的見證，也只有大陸的藏書家不時提到，香港讀者從來不聞不問。又如灣仔軒尼詩道的三益，想當年我也曾光顧過，但不久結業，也不知它究竟有何底蘊，對香港文化傳播起過甚麼影響。我也是只見大陸的作者提過，香港好像許定銘也偶然提及，不過大家仍是對之漠然。即如許定銘自己創辦的創作書社也有許多故事可說，可是又有誰理會？

這第四輯介紹了好些書店如已結業的文星、洪葉，仍「健在」的田園、樂文、榆林等，也約畧講了書店的興衰和彼此的傳承關係，算是很好的資料，不過仍只屬蜻蜓點水。希望由此起步，日後能見到更詳盡的「書店地圖」吧。

青文書屋兩套叢書及其他目錄初編

青文書屋兩套叢書及其他目錄初編
也斯

編按：也斯所撰之羅志華紀念文章，是三行長長的青文出版書目——包括他和羅志華所策劃、影響幾代文藝青年之「文化視野叢書」。此為含蓄的致意，也是引導我們的目光往我城文藝出版圖景、過去與前路的方式。

「文化視野」叢書（21本）

1.也斯：《香港文化空間與文學》（評論，1996年1月）
2.游靜：《另起爐灶》（評論，1996年5月）
3.黃碧雲：《我們如此很好》（散文，1996年5月）
4.心猿：《狂城亂馬》（小說，1996年8月）
5.也斯：《越界書簡》（評論，1996年8月）
6.李國威：《李國威文集》（1996年9月）
7.黃淑嫻：《女性書寫：電影與文學》（評論，1997年8月）
8.王仁芸：《如此》（散文，1997年1月）
9.葉輝：《浮城後記》（散文，1997年10月）
10.丘世文：《看眼難忘——在香港長大》（散文，1997年11月）
11.羅貴祥編：《觀景窗》（評論，1998年7月）
12.也斯：《失憶的女人》（小說，未出版）
13.錢雅婷編：《十人詩選》（1998年7月）
14.張燦輝：《情愛與中西文化》（評論，未出版）
15.丘世文：《周日牀上的顧西蒙》（小說，1998年9月）
16.丘世文：《一人觀眾》（散文，1999年3月）
17.許焯權：《空間的文化》（評論，1999年4月）
18.陳冠中：《什麽都沒有發生》（小說，1999年9月）
19.陳冠中：《半唐番城市筆記》（評論，2000年6月）
20.葉輝：《書寫浮城：香港文學評論集》（評論，2001年5月）
21.崑南：《地的門》（小說，2001年7月）

「青文評論」叢書（13本，另有青文評論，共4期，2001—2004）

1.陳耀成：《情色地圖》（電影文學劇本及評論，2001）
2.鍾國強：《城市浮游》（詩集，2002）
3.洛楓：《女聲喧嘩：媒介與文化閱讀》（評論，2002）
4.游靜：《好郁》（劇本及評論集，2002）
5.王良和：《魚咒》（小說，2002）
6.陳雲：《故我猶在：香港山居憶舊》（散文，2003）
7.謝曉虹：《好黑》（小說，2003）
8.韓麗珠：《寧靜的獸》（小說，2004）
9.湯禎兆：《雜沓香港》（評論，2004）
10.危令敦：《天南海外讀小說：當代華文作品評論集》（評論，2004）
11.鍾國強：《生長的房子》（詩集，2004）
12.洛楓：《飛天棺材》（詩集，2006）
13.陳汗：《滴水觀音》（小說，2006）

後記：1995年我請辭了藝術發展局文學委員會主席的工作，希望回到寫作，實際做點事。有感於當時還未有一套結合文學創作和文化評論的叢書，乃想開拓不同的空間，讓一些不同的想法有個平台。剛好跟青文書屋羅志華兄談起，促成了文化視野叢書的誕生。我當時希望叢書能保持水準，自足生存，或者以書養書，互相補襯。策劃和編輯工作主要都是義務的，也有自資出版，後來也有申請少量資助，以支付工作人員和印刷費用。整個過程可說艱苦經營，到2001年實際出了19本書。我的工作日益繁重，實在無法繼續做下去。倒是葉輝在2001年到2006間繼續為青文書屋編了另一套青文評論叢書，共13本，包括了不少當代年輕作家的作品。經營文藝出版的苦況，冷暖自知，其間還賴朋友的支持與諒解！

羅志華兄從三聯書店任店員到往青文工作，在這由青年文學獎的好風氣發展出來的書屋中，原來五位股東離去後，他大膽地獨挑大樑，在他散漫而不失開放的作風底下，就記憶所及，1983年至今還可列出部分出版書目如下：

張楚勇編：《許鞍華的越南三部曲》（1983）
陳耀成：《夢存集》（散文，1987）
馬國明編：《階級分析與香港》（評論，1988）
周兆祥、羅維恩、梁淑君合編：《綠色思想與香港》（評論，1988）史文鴻：《媒介與文化》（評論，1989）
王卓祺：《社會行動與香港》（評論，1989）
章嘉雯（呂大樂）：《攜改錯液赴考的一代：普及文化觀察》（評論，1990）
羅貴祥：《大眾文化與香港》（評論，1990）
周華山：《電視已死》（評論，1990）
周華山：《解構香港電影》（評論，1990）
周華山：《周潤發現象》（評論，1990）
黃淑嫻、楊美儀、余詠莊：《香港文學書目》（1996）
梁春發：《梁春發文集》（1996）
嶺南學院翻譯系學生：《空間成長回憶》（散文，1997）
黃勤帶：《填海記》（攝影，1997）
游順釗：《祭無言》（散文，1997）
洪子誠：《中國當代文學概說》（評論，1997）
任一鳴：《中國女性文學的現代衍進》（評論，1997）
文思慧、梁美儀編：《思行交匯點：哲學在香港》（1997）
蔡子強編：《叛逆歲月：香港學運文獻選輯》（1998）

青文書屋的結束，而至羅志華的逝去，我看不僅是個人的問題。實在更提醒了我們，在表面熱鬧的文藝活動背後，目前文藝出版、銷售、版權、傳媒、評論、閱讀風氣的種種問題，其實是非常嚴重的。明白的人都明白了，不明白的人還是會不明白下去的。我們也只能嘗試初步整理一份書目，作為記錄。個人能力有限，開了兩晚通宵，最後還賴友人之助，熟不言謝了。望各方知者補充校正。

（原刊二ＯＯ八年二月廿六日《明報》）

馬吉補充：

陳汗：《愛情Best Before 7.97》（劇本1997年12月）
譚國基、丘世文：《顧西蒙的信──譚國基與丘世文鴻雁十七年》（2000年10月）
王良和編：《鍾偉民新詩評論集》（2003年7月）
吳耀宗：《火般冷》（微型小說，2007年7月）

「二樓書店」輾轉二十年

「二樓書店」輾轉二十年
唐錚

三月初的香港，位於繁華街道的三聯書店，正在開着一個追思會。被憑弔的人，生前窮困潦倒，賴以謀生的小店鋪由於負債纍纍被勒令清盤；這個人，生前從未出版過隻字片語。但是，還是這個人，死後被譽為香港的「文化推手」，在他去世後一個月，仍然有許多文人，對着他的照片，一遍遍懷念，一遍遍回憶。

二ＯＯ八年二月十九日，香港本地報紙的港聞版刊出一則新聞：除夕夜前，某偏僻貨倉「貨物」倒塌，壓死「從事貨運代理的小商人」，事發十四天后，才發現早已腐敗的遺體。更確切的情況是：貨倉裏迎面倒塌的，是整整二十箱書。被書埋葬的，是青文書屋的主人羅志華。這個愛書如癡的人，讓書本變成了他的墓室。
追思會上，一位嘉賓的一句話，讓在場的人們陷入了沉思──在這個時代裏，被閱讀的書，和閱讀書的人，究竟是誰在為誰堅守？

青文書屋

一九八一年，第六屆青年文學獎籌委會主席張楚勇和十幾名青年文學獎獲得者聚在一起，拿出身上所有的錢，合股租下灣仔一家寫字樓的二樓商鋪，開了這家名叫「青文」的小書店。那間書店真是可怕，就連最明亮的正午，樓道裏也都昏黑一片。書店裏四壁全是書，一直堆砌到天花板邊上，只餘一條逼仄的過道，過道上隔三岔五地站着幾個人，動也不動地低頭專心看書──這樣的看書人，香港人把他們叫做「打書釘」。

書店開張前，第五屆文學獎籌委會主席陳慶源寫下了這段豪情壯語──「我們有一個宏願，要建築一座堅固的大橋。橋的這端是中華民族的文化傳統；橋的另一端是通向人類終極的理想。我們堅信，文學能導人思索、發人深省，更能開拓人類的創造力，改變不合理的現實，建立理想的世界。」

青文的一干創始人辦徵文，搞講座，舉行文學生活營，組織出版文集，在大學和中學裏搞大型書展。網羅香港的傑出作家當評判，到台灣找到雕刻家朱銘為書屋雕出李白醉酒的獎盃，更跑去北京拜會朱光潛、沈從文、艾青等文化大師，把訪談內容刊成單行本。當時，文史哲書籍非常好賣。青文書屋挑書的本領又確實獨具隻眼。「走向未來」叢書與「文化：中國與世界」叢書，和內地幾乎同步開賣，售價是人民幣標價的十倍，卻依然幾次斷貨。歷屆青年文學獎的手制單行本文集一再擴印，最高時再版一萬冊，不出一年便輕鬆售空。

接手青文

一九八八年，青文的創始股東們決定把股份全數轉賣，羅志華以高出兩成還多的出價，贏得了書屋。

羅志華接手後，青文開展了訂書的業務。往來其間的熟客如果聽說最近有什麼好書，可以直接向青文訂貨。客人下訂單的大多是一些冷僻難銷而又價格不菲的書籍，除了青文，恐怕在香港再找不到一間書店願意這樣不惜成本地四處尋找。

有人說，羅志華接手後的青文舉辦文化活動少了，各項服務業務卻多了。或者說，青文的理想化色彩少了，卻成了一家更純粹的書店。確實，儘管二十年來一直在和書打交道，但羅志華從來不以文化人自居，他不發表文章，更沒有著書立說，只是默默地做着一間小書店的經營者。

十六歲那年，一直認真努力學習的羅志華突然決定輟學，「本來以他的分數，是應該可以念香港大學的」。羅志華的理由很簡單──念到歷史書時，香港的殖民地地位讓人不開心，華人覺得在香港沒什麼發展空間。而望向現實社會，也會發現讀書人身價不值幾文，生活日新月異的，都是生意人。輟學後，羅志華去三聯書店當店員。

舊同事們對青文的未來並不看好。當時，青文月收入在七八千元左右，除去租金水電後所剩無幾。青文的核心競爭力，主要是一些別無買處的好書和青年文學獎獲獎作品的單行本。前者主要是從內地進貨，後者則是香港的本土力量。羅志華接手還不足一年，內地的人文社科類叢書數量突然大減，進貨管道也出了問題。而最早致力於青年文學獎的那批人陸續離去，青年文學獎在高校裏的影響力漸漸淡了下來，單行本再也沒那麼好賣了。

羅志華的方法很簡單，青文取得了出版社的牌照，一邊用以擴大書屋的影響力，另一邊又把在裝幀、校對、出版等環節取得的收入全都貼補進書屋的日常經營。由一個小老闆進化為獨立出版人，羅志華的舉動在當時的香港極為鮮見。

香港出版社是純粹商業機構，暢銷書作者炙手可熱，但一些冷門的書刊哪怕是苦心經年寫出，也很難有出版社答應為其出版。在羅志華一人編輯、一人排版、一人印刷、一人訂裝、一人搬運的「一人主義」之下，陳雲、陳冠中、丘世文、羅貴祥這些今天依然活躍於香港文化界的作家出版了他們人生中的第一部作品。

一人戰爭

儘管內地和香港有着迥然不同的發展環境，但兩地在閱讀市場上卻有着相同的脈絡──文學類書刊在上世紀八十年代迅速興旺，又從九十年代起迅速衰落。旅遊圖書、八卦雜誌總是高居暢銷榜的前幾位，讀者依然，口味卻變了。對此，作家馬家輝用一句不失詩意的話來概括──每一代人，都會有一種文化形式去承載他們的理想。而上世紀八十年代的那一代，選擇文學。

在別家「二樓書店」已經騰出大半空間用來銷售DVD 的時候，文學書始終在青文堅韌地唱着主角。書屋自行出版的書從初期的四五種增加到三四十種，書店裏又無法再騰出空間，羅志華便索性將新出版的書層層疊疊地堆在書架前，經常有讀者因為書籍雜亂頗有微辭。

羅志華沒日沒夜，只是埋頭在收銀機後面，穿簡陋的T恤，戴厚厚的鏡片，連吃盒飯都不出來，忙着編書、校對。客人來了，愛理不理；書亂了，也愛理不理。朋友勸羅志華好好經營，要不就乾脆轉型。他卻說，懂書的人，亂也自然會來。
不過，客人卻越來越少了。幾年來，處於昏暗樓層的青文書屋不知換過了多少只燈泡，但出現在羅志華面前的顧客卻總是那些面容，無非是年復一年，多了皺紋，少了頭髮。

有時，羅志華也會向熟客抱怨生活的不便──沒錢交租、繳不出話費被強停手機、要到偏僻的公共浴室洗澡、找到一家便宜飯店，一份盒飯只賣十元，但要走很遠……

一九九一年起設立的香港雙年獎是支撐青文的一大動力。它由香港公共圖書館創辦，目的就是為鼓勵香港本地作家寫作，獎項分新詩、散文、小說、文學評論和兒童少年文學五個類別，每個類別各設雙年獎及推薦獎一名。在已評出的九屆雙年獎中，青文出版的書拿到了十二個獎項。

但青文，仍然像朵微弱的小火苗，能夠跳動多久，誰又能說得清呢？

香港作家葉輝記得，羅志華非常欣賞台灣誠品書店出版《誠品閱讀》免費供讀者索取的方式，他估量香港的大書店絕不會做這種賠本買賣，便獨自以最低廉的成本出版了《詩潮》和《青文評論叢書》。「如果說在零售上他無法跟大書店競爭，起碼在出版上，他做了一件連大集團也做不到的事。」葉輝說，「 在我看來，那是一場很不公平、也很不聰明，但非常了不起的『一人戰爭』。」

壯志難酬

最終，馬家輝成了青文書屋的最後一個客人。下午，馬家輝接到了羅志華的電話：「你還約好一套《錢鍾書全集》在我這裏，快點來取，明天就要關門啦。」傍晚六點，馬家輝準時出現在青文書屋，羅志華正在打包書籍，連眼皮都沒抬一下。

「為什麼不來個清倉大拍賣？」馬家輝問。這是多家「二樓書店」關張前的最後一課，反正已經資不抵債，存下的圖書如果不減價清倉，也只好當作廢紙賣掉。「賣你個死人頭。」羅志華毫不客氣，「我把書全部搬去貨倉，等有機會重新開店時，再來賣過。」

拎着兩大包書，馬家輝有些黯然地走下樓梯。羅志華正忙着用螺絲刀卸下招牌，小心地抬到店裏仔細抹乾淨。二十五年後，青文終於在二ＯＯ六年夏天為自己畫上了一個句號。

二ＯＯ七年十一月十六日，在青文書屋已經關張十五個月之後，由青文出版的《飛天棺材》和《滴水觀音》，獲得了第九屆香港雙年獎新詩組和小說組的兩項大獎，無意中成了青文書屋最後的紀念。

整個二ＯＯ七年，羅志華都沒有出席什麼公開場合，只是不斷在電話裏對朋友們講述他的「複興計畫」──總有一天，青文會重新開張的。話筒對面，無人相信。就像他寶貝似的收藏的那幾十箱書，搬到大角咀工業區工廠大廈一個約十平方米的狹小貨倉，他把那裏叫做「青文出版社的陳列室」，只是沒有人光顧過。

冷冷清清之中，噩耗傳來。很多朋友開始懷念，悔恨沒有在之前多幫羅志華一點。葉輝曾在青文最窘迫的時候放棄自己的所有版稅，還倒貼錢幫羅志華印書。青文結業時，一番苦心變成白忙，「不過，我付出的無非是錢，羅生付出的卻是命。」
在所有的悼念之中，也許鳳凰衛視主持人梁文道的一句話更能說出眾人心──我們很容易就會感到，羅志華的死其實是一個象徵，象徵我們的過去；如果不幸的話，甚至象徵我們的未來……

過於喧囂的孤獨

二ＯＯ八年五月四日，港島上環舉辦了一個並不普通的拍賣會。會場上，迴圈播出着一部十五分鐘的木偶動畫片《Too Loud a Solitude》（《過於喧囂的孤獨》）。主人公是一個廢紙回收站的工人，孑然一身，沒有妻兒朋友，終日在骯髒而潮濕的工廠裏將廢紙和舊書壓扁回收。他從廢紙堆中撿到不少令他一生受用不盡的舊書。最後，他被解雇了，失去了生命中唯一的價值，便抱着最愛的幾本書跳進壓紙機，按動開關，將自己和書本一起在機器中壓碎。

這場拍賣會，全為了實現羅志華的遺願。羅志華去世後，姐姐羅清華在他的遺物中發現一張四千七百一十六元租金的發票，才得知他已租下了石硤尾賽馬會創意藝術中心一個七十多平方米的單位，又買了四台新電腦，準備再開青文。得知消息，青文的舊書友們無不驚詫：羅志華的「復興計畫」居然不是白說的。

葉輝、游靜、岑朗天、陳智德、鄧小樺、陳志華、袁兆昌……一干香港文化人迅速搭建起「青文臨時小組」，舉辦拍賣籌款活動。拍賣會上，幾米送來了親筆簽名的書畫原稿，羅志華是最早把幾米畫作引到香港的書商之一；詞作家林夕送來了他珍藏的畫作，在能夠精當地選詞造句之前，林夕一直是青文書屋的常客；葉輝送來了收藏多年的一套書，廿一本「文化視野叢書」和十三本「青文評論叢書」，記載了青文書屋的羅志華時代……在所有拍賣品當中，最讓眾人動容的，還是那部動畫短片，劇情宛如羅志華單調而豐富的一生。這部動畫片，剛剛在美國藝術
家Genevieve Anderson 手中殺青。在聽說羅志華的事情後，她立刻把拷貝捐出，說：「當我向別人轉述羅志華的故事時，所有聽過的人無不為之感動。」

整場拍賣會共籌集了七萬多元錢。按照石硤尾賽馬會創意藝術中心每月六千元的租金計算，足夠維持一年。

五月八日，葉輝、游靜等幾個朋友到石硤尾實地勘察。地方雖偏僻，卻由政府投資建立起了一座堂皇的寫字樓，專做扶持文化事業之用。樓盤周邊，有簡陋卻實惠的茶餐廳、星羅棋佈的學校、劇院、大排檔，儼然十幾年前「二樓書店」旺盛之時的旺角。

那間由羅志華訂下的鋪位裏，四壁空空。房間正中堆放着十幾箱藏書，這些書，從青文書屋挪到大角咀倉庫，又從倉庫挪來這裏。再過兩個月，它們就要被重新擺上貨架。青文又要開張了。


（原刊《讀庫》雜誌）
（來源：http://blog.sina.com.cn/s/blog_53ac6b9e0100cjhw.html）

殉夢書香

殉夢書香
——一個「二樓書店」小老闆之死
唐錚

三月初的香港，冬意早已過去。

位於繁華街道的三聯書店，正在開着一個追思會。會議本身並不奇怪，奇怪的是被憑弔的人。

這個人，生前窮困潦倒，賴以謀生的小店鋪由於負債累累被勒令清盤；這個人，生前從未出版過隻字片語。但是，還是這個人，死後被譽為香港的「文化推手」，在他去世後一個月，仍然有許多文人，對着他的照片，一遍遍懷念，一遍遍回憶。

照片上，一個理着平頭，穿著隨意的人，將一箱箱的書搬來搬去，背影宛然如生。這一箱箱書籍，陪伴他度過了大半生的時間，最後，終結了他的生命。

追思會上，一位嘉賓的一句話，讓在場的人們陷入了沉思──在這個時代裏，被閱讀的書，和閱讀書的人，究竟是誰在為誰堅守？

葬身書叢

二００八年二月十八日，農曆正月十二。

香港新年的氣氛還沒消散，街面上張貼著促銷的海報，商場裡擠滿了牽手購物的情侶。維多利亞港灣裏，來往的小輪渡張燈結綵，在波浪蕩漾的海面投下絢爛的身影，映襯著港島的繁華。

羅清華心裡卻一直七上八下地不踏實。整個春節一直沒有弟弟羅志華的消息。她撥打過無數次弟弟的手機，卻永遠無法接通。就連除夕團圓飯這個全家人幾十年來雷打不動的約會，弟弟也沒有露面。惹得老母親反復向她追問。

「肥仔去台灣了。」每次，羅清華都這樣回答。弟弟的朋友本來就有限，她問了個遍，只有一個朋友回復她，曾在二月四日和他通過電話。當時，羅志華正在準備參加春節後每年一次的台灣書展。隨後，就再沒了消息。

「究竟到哪裡去了？也不和家裡說清楚！」當時的羅清華有些抱怨。姐弟四人中，羅志華是家裡的獨子，自然會受到家人的加倍惦念。

這時，家裏的電話響了。鈴聲對面，是警署。一個讓羅清華震驚的消息透過話筒傳了出來……

次日，香港本地報紙的港聞版刊出一則新聞：除夕夜前，某偏僻貨倉「貨物」倒塌，壓死「從事貨運代理的小商人」，事發十四天后，才發現早已腐敗的遺體。

新聞登在報紙角落裏，全文只有115字，兩根手指就可以輕易地把它蓋住。幾乎所有讀者，都是不經意地就翻過去了。

只有一些熟識的朋友相互通知，才知道更加詳盡的始末——貨倉裡迎面倒塌的，是整整二十箱書。被書埋葬的，是青文書屋的主人羅志華。

事情的始末並不長：臘月二十八，羅志華到貨倉裡整理存放已久的書籍，打算挑選一部分參加春節後的台灣書展。正當他登着梯子去夠高處的書時，書堆坍塌，直瀉下來，他被壓在書堆下，後腦重重着地，當場喪生。幾天之後，開始有異味傳出，但左右鄰戶尚不能確定來源。再過十天，氣味漸濃，才有人破門而入，發現他的屍體。

在那些天裡，很多朋友尋找過他，但是手機總是無人接聽，住處也沒有人。羅志華的家人曾經想過要到放書的貨倉去找他，但是根本不知道貨倉在哪裡。「他總是說，太小太破了，從來不讓我們去」。

羅清華動過報警的念頭，卻被羅志華的朋友們攔住了，他們都習慣了羅志華的忙碌和沒有章法。「肥仔肯定是有什麼事情耽擱住了，一旦忙完肯定會和家裡聯絡的。」朋友們都說，「如果打攪了他做事，按照他的脾氣，一定會不高興。」

誰也沒有想到，這個愛書如癡的人，最後的結局，卻是讓書本變成了他的墓室。

青文書屋

羅志華這個名字，二十多年來，一直和一間名叫青文書屋的書店聯繫在一起。

那間書店，真是可怕。不止一個去過的人這樣說。

就連最明亮的正午，樓道裡也都昏黑一片。一格格狹窄的樓梯用舊香港建築常用的石板搭就，樓梯的邊角都是崩裂的，每次走都要很小心。

進到書店裡，四壁全是書，一直堆砌到天花板邊上。書店裡只餘一條逼仄的過道，過道上隔三岔五地站著幾個人，動也不動地低頭專心看書——這樣的看書人，香港人把他們叫做「打書釘」。

一個由學生自發發起的「青年文學獎」，是青文書屋名字的由來。

青年文學獎肇始於一九七二年，由香港大學、香港中文大學等幾所高校聯合發起，每年選取最優秀的詩歌、散文和小說評授獎項。由於高校學生廣泛參與，影響力逐年擴大。

青文書屋的創始人之一張楚勇，是第六屆青年文學獎的籌委會主席。一九八一年，他和十幾名青年文學獎獲得者　聚集在一起，掏出身上所有的積蓄，合股租下了灣仔一家寫字樓的二樓商鋪，開了這家名叫「青文」的小書店。

書店開張前，第五屆文學獎籌委會主席陳慶源寫下了這段豪情壯語——「我們有一個宏願，要建築一座堅固的大橋。橋的這端是中華民族的文化傳統；橋的另一端是通向人類終極的理想。我們堅信，文學能導人思索、發人深省，更能開拓人類的創造力，改變不合理的現實，建立理想的世界。」


幾十名二十出頭的小夥子，通宵達旦，徒步十幾裡路。唱着「一條大河波浪寬，風吹稻花香兩岸……」手起掃帚落，把一張張黏上熱暖暖漿糊的海報，貼滿大街小巷。

海報上的宣傳語大氣磅礴——「當青年燃點起文學，香港便有了希望。」

在狹小的店鋪裡，青文的一干創始人辦徵文，搞講座，舉行文學生活營，組織出版文集，在大學和中學裡搞　大型書展。網羅香港的傑出作家當評判，到台灣找到雕刻家朱銘為書屋雕出李白醉酒的獎盃，更跑去北京拜會朱光潛、沈從文、艾青等文化大師，把訪談內容刊成單行本。

那是一個追求理想的年代，青文書屋就此誕生。

青文書屋誕生的時候，恰好也是香港「二樓書店」最為興盛的時代。

香港一樓底商的價格太貴，以小書店的力量遠遠支撐不起。很多書店店主就不約而同地選擇了二樓以上的鋪位。「二樓書店」因此得名。

而今，興盛一時的「二樓書店」成了香港文化的獨特符號。有人把「二樓書店」比作香港人的閱讀習慣。如果這個類比能夠成立，那麼，青文書屋則是香港「二樓書店」的一個縮影。它既得「二樓書店」的風氣之先，又記錄了「二樓書店」從興旺到凋零的全過程。

黃金時代

一個普通的下午，大學生馬家輝站在了青文店主何月東的面前。手裡拿着本佛洛德精裝版，臉上帶著些不安。


馬家輝正在做一篇關於心理學方面的論文，這本書正是最合適的參考讀物，但是，七百多元的價格，他買不起，只好來找老闆商量。但是能商量出什麼結果呢？馬家輝心裡一點都沒底。

沒想到的是，何月東聽完以後把手一揮：「沒關係，你拿去複印，印好了再把書送回來。」然後皺一皺眉，「下不為例。」

現在，擔任香港城市大學中國文化中心助理主任的馬家輝憶起當時的激情歲月，依然掩飾不住臉上的神往。「文學獎是延安，書屋是窯洞，從入口拾級而上就是我們的文學萬里長征。」在別家書店還在為「打書釘」的買書人頭疼的時候，青文卻可以把一本價格不菲的書交給顧客拿去免費複印。

這時，是青文書屋的黃金時代。

青文開業的第二年，創始人們請來何月東主持青文書屋的日常事務。何月東之前自己開設一家南山書店，也是個小有名氣的「二樓書店」店主。

承業不久，何月東便大展身手，暑期前在一百家中學舉辦巡迴書展，使得青文名聲大振。最火的時候，一天的營業額能有一兩萬元，這絕對是一個值得驕傲的數字。

當時，文史哲書籍非常好賣。青文書屋挑書的本領又確實獨具隻眼。這裡賣經典，從柏楊、余光中、陳映真、殷海光到林語堂、梁實秋、張愛玲；也賣冷門，從青年詩歌到艱深哲學，德里達、福柯、本雅明……當時難以在其他地方尋覓到的一些書都在青文現身——「走向未來」叢書與「文化：中國與世界」叢書，和內地幾乎同步開賣，售價是人民幣標價的十倍，卻依然幾次斷貨。屢屆青年文學獎的手制單行本文集一再擴印，最高時再版一萬冊，不出一年便輕鬆售空。

當時的青文，書店的面積約有三四十平方米，文藝青年們擠進擠出，在狹窄的天地裡聊着無垠的話題。聊得興起時，幾個人席地而坐，高談闊論，一聊就是一整天。

不過，就算在這樣的黃金時代裏，要落實一干理想主義者的宏願，其實是談何容易。

「參與文學獎的弟兄姐妹，個個都是君子。但君子卻也有意見不同、策略相左的時候。」張楚勇記得，那個全靠理想凝聚的群體一旦在理念上出現分歧，便直接導致分道揚鑣。加上大學畢業後大家都難免要各奔前程，書屋的創始人便陸續交出了股份。

張楚勇本人一九八七年時遠赴英倫工作，售出了在書屋中的所有股權，從此再沒有參與青文的事務。直到他一九九四年舉家回港時，發現承接經營青文的，已是之前並不認識的羅志華了。

羅志華

羅志華接手青文書屋，是在一九八八年。

那一年，青文的創始股東們決定把股份全數轉賣，參與競價的，最後只有羅志華和何月東兩人，價高者得。何月東開出了一個合情合理的價碼，但羅志華的出價卻高出兩成還多，書屋從而易主。一直到青文倒閉的那天，羅志華都佔有超過90%的股份。

從勝出那一刻開始，羅志華便背上了不小的經營壓力。對此，姐姐羅清華是這樣解釋的——羅志華不是要惡意競爭，而是他太喜歡青文，又對數字沒什麼概念。

羅志華接手後的青文，有了一個微小的變化。

青文開展了訂書的業務。往來其間的熟客如果聽說最近有什麼好書，可以直接向青文訂貨。客人下訂單的大多是一些冷僻難銷而又價格不菲的書籍，除了青文，恐怕在香港再找不到一間書店願意這樣不惜成本地四處尋找。

有人說，羅志華接手後的青文和以前有些不同，舉辦文化活動少了，各項服務業務卻多了。或者這樣說，青文的理想化色彩少了，卻成了一家更純粹的書店。

確實，儘管二十年來一直在和書打交道，但羅志華從來不以文化人自居，他不發表文章，更沒有著書立說，只是默默地做著一間小書店的經營者。

這也許因為，羅志華只是一個連高中都沒有念完便輟學回家的人，他從不曾視己甚高。

羅清華清楚地記得，弟弟從小都是個認真努力的好學生。可是，十六歲那年，他突然決定輟學，任誰勸也都沒有用。「本來以他的分數，是應該可以念香港大學的。」

當時，羅志華的理由很簡單——唸到歷史書時，香港的殖民地地位讓人不開心，華人覺得在香港沒什麼發展空間。而望向現實社會，也會發現讀書人身價不值幾文，生活日新月異的，都是生意人。「唸書根本沒有用」這種觀點，在上世紀八十年代的香港，是很多年輕人共同的想法。

輟學後，羅志華的第一個職業是去三聯書店當店員。剛剛工作的羅志華，在同事們的印象中是個內向得近乎木訥的人。有一次，有個買書人違反書店規定，在店裡喝飲料，羅志華一直跟了她兩層樓，卻不敢過去講話。直到這個買書人看到身後滿臉漲紅的羅志華，才恍然大悟，把飲料扔掉。

所以，在聽到羅志華去競價經營青文書屋的消息時，不少三聯書店同事的第一反應就是「這怎麼可能」。

舊同事們心照不宣地對青文的未來並不看好。當時，青文月收入約在七八千元左右，除去租金水電後所剩無幾。

更讓人擔憂的是，無論大環境還是小環境都對青文不利。青文的核心競爭力，主要是一些別無買處的好書，和青年文學獎獲獎作品的單行本。前者主要是從內地進貨，後者則是香港的本土力量。

待到羅志華接手還不足一年，內地的人文社科類叢書數量突然大減，進貨管道也出了問題。而最早致力於青年文學獎的那批人陸續離去，青年文學獎在高校裏的影響力漸漸淡了下來，單行本再也沒那麼好賣了。

曇花再現

在很多人都相信已經看到了青文書屋的衰敗跡象時，羅志華這個沒什麼經濟頭腦的經營者，卻以一己之力，迎來了青文的第二個黃金時代。

他的方法很簡單，青文取得了出版社的牌照，由一家單純的書店發展為兼辦出版發行的多元體。一邊用出版擴大書屋的影響力，另一邊，又把在裝幀、校對、出版等環節取得的收入全都貼補進書屋的日常經營。

青文的這個變化，使得它在一眾「二樓書店」中顯得卓爾不群。「二樓書店」本就是小本經營的代名詞。由一個小老闆進化為獨立出版人，羅志華的舉動在當時的香港極為鮮見。

在香港出書，出版社是純粹的商業機構，暢銷書作者炙手可熱，但一些冷門的書刊哪怕是苦心經年寫出，也很難有出版社答應為其出版。

在羅志華一人編輯、一人排版、一人印刷、一人訂裝、一人搬運的「一人主義」之下，陳雲、陳冠中、丘世文、羅貴祥這些今天依然活躍於香港文化界的作家出版了他們人生中的第一部作品。（馬吉按：丘世文已於一九九八年病逝）

在青文出書，既是樂事也是苦事。游靜，從中學時期便開始上青文「打書釘」，後來自己寫作，把書稿拿給青文出版。出版一本，和羅志華吵一本。為什麼每本書的封面都長得一樣？為什麼不像別家出版社那樣做豐富的銷售宣傳？有個性的作者遇到有個性的出版人，每每火花四濺。

但是，青文也有青文的好處，羅志華很少修改內容。只要是他看中的書，作者可以參與設計、排版的全程，還可以自己把書稿拿回去校對。而別家出版社恨不得連標點符號都過問，哪能開出這樣寬鬆的條件？作者們對青文愛恨交纏。吵歸吵，供稿的人還是越來越多，甚至有的人倒貼錢，也要把書給青文做。

時至一九九０年代，不得不否認的是，屬於青文和其他「二樓書店」的黃金時間，已經毫不回頭地絕塵而去了。

有一個事實，不得不讓人覺得有點奇怪。儘管內地和香港有著迥然不同的發展環境，但兩地在閱讀市場上卻有著相同的脈絡——文學類書刊在上世紀八十年代迅速興旺，又從九十年代起迅速衰落。

此後的圖書市場不可說不好。旅遊圖書、八卦雜誌總是高居暢銷榜的前幾位，動輒賣掉幾十萬本。只是，讀者依然，口味卻變了。對此，馬家輝用一句不失詩意的話來概括——每一代人，都會有一種文化形式去承載他們的理想。而上世紀八十年代的那一代，選擇文學。

在過去的二十年間，灣仔、旺角、銅鑼灣由過去充斥大排檔、雜貨攤、戲院的市井地，逐步發展成為繁華的世界級商業視窗。樓價也飛速攀升，僅以一九九六年的樓價為例，便比十年前高出十倍以上。此外，大型連鎖圖書賣場接連開張，小本經營的「二樓書店」生存狀況愈見窘迫。

於是，各家書店開始了八仙過海各顯神通的促銷方式。有的店鋪，賣起暢銷的旅遊參考書；有的店鋪，輾轉從內地進貨簡體書刊和雜誌；有十八年經營經驗的洪葉書店，嘗試引入免費咖啡、沙發座椅；經營超過二十年的樂文書店，騰空半間店鋪，讓給了來自內地的正版光碟，比港版售價足足低出三成……儘管一次次苦心變身，不少「二樓書店」依舊難逃關張的命運，也有一些終究得以在夾縫中繼續生存，卻早失去了初創時的原貌。

青文卻還是老樣子。

一九九一年起設立的香港雙年獎，是支撐青文的一大動力。

香港雙年獎由香港公共圖書館創辦，成立的目的就是為鼓勵香港本地作家寫作，獎項分新詩、散文、小說、文學評論和兒童少年文學五個類別，每個類別各設雙年獎及推薦獎一名。二００一年，又加入香港藝術發展局作為合辦單位，影響力更著。

獎項設立後，青文書屋出版的書籍便成為座上常客。在已評出的九屆雙年獎中，青文出版的書拿到了十二個獎項。

其中最為人所津津樂道的，還屬一九九五年至一九九六年間由羅志華策劃並推行的《文化視野叢書》。這套叢書以文學化的筆觸梳理和厘清了當時香港人的各種思想趨向。直到今天，一些社會學者還會在這套叢書的字裡行間中研究九七臨近時的港人心態。再加上裝幀設計風格獨具，在各大書店的書架上很是矚目，銷售數字也格外出色，幾經加印都告售罄。

青文，像朵微弱的小火苗，能夠跳動多久，誰又能說得清呢？

一人戰爭

二００三年，青文書屋裡擺出了一本本《青文評論》。打開這本薄薄的文學評論書，書頁間夾着漂亮的全彩色拉頁，印滿了詩作。

這本印製講究的《青文評論》，耗盡了青文最後的一滴生命力。

從二００一年開始，羅志華承印了八期由葉輝、崑南和廖偉棠主辦的《詩潮》。還出版了《青文評論》用來發表各種文化評論，一人排版，一人印刷，一人裝訂，一人搬運，苦苦撐持，出版了十三期。

用影印機，是因為當時的青文已經在印刷廠欠下大筆款項，沒有印刷廠再接青文的訂單。羅志華便把作者交付的詩歌製作出薄薄的單行本。如果有人想要，可以當場複印一本直接買走。

在最後四期《青文評論》上，羅志華用最後一點錢租了彩色影印機，後來，從財務上顯示，彩色影印機的租金和這兩本刊物賠掉的錢，是壓垮青文的最後一根稻草。

香港作家葉輝記得，羅志華向他說過自己的想法——他非常欣賞台灣誠品書店出版《誠品閱讀》免費供讀者索取的方式，另外，他估量香港的大書店絕不會做這種賠本買賣，便獨自以最低廉的成本出版了《詩潮》和《青文評論叢書》。「如果說在零售上他無法跟大書店競爭，起碼在出版上，他做了一件連大集團也做不到的事。」葉輝說，「在我看來，那是一場很不公平、也很不聰明，但非常了不起的『一人戰爭』。」

在別家「二樓書店」已經騰出大半空間用來銷售DVD的時候，文學書始終在青文堅韌地唱着主角。書屋自行出版的書從初期的四五種增加到三四十種，書店裡又無法再騰出空間，羅志華便索性將新出版的書層層疊疊地堆在書架前，經常有讀者因為書籍雜亂頗有微辭。

羅志華沒日沒夜，只是埋頭在收銀機後面，穿簡陋的T恤，戴厚厚的鏡片，連吃盒飯都不出來，忙着編書、校對。客人來了，愛理不理；書亂了，也愛理不理。朋友勸羅志華好好經營，要不就乾脆轉型。他卻說，懂書的人，亂也自然會來。

不過，客人卻越來越少了。幾年來，處於昏暗樓層的青文書屋不知換過了多少只燈泡，但出現在羅志華面前的顧客卻總是那些面容，無非是年復一年，多了皺紋，少了頭髮。

而羅志華依然坐在他的書堆中打計算器。他還在努力鑽尋生存空間——新近出版的《好黑》、《寧靜的獸》等幾本文學書，剛剛又在二００五年獲了第六屆雙年獎。

有時，羅志華也會向熟客抱怨生活的不便——沒錢交租、繳不出話費被強停手機、要到偏僻的公共浴室洗澡、找到一家便宜飯店，一份盒飯只賣十元，但要走很遠……

「輪到你撐不下去」

「這幾天我在收拾，發現你還有一些書在我這裡，這個星期你一定上來取，否則要去大角咀找我。」二００六年八月三十一日，潘詩韻的電話裡傳來羅志華的聲音。大角咀，是青文貨倉的所在地。

「輪到你撐不下去？」潘詩韻問。

「業主收樓，沒辦法。」

聽到電話，潘詩韻並不驚訝。無論對於羅志華，還是任何一位踏進青文書屋的讀者，這個結局，似乎早已預見。

「昔日上青文為得悉文化資訊，今日上青文是為懷舊。」進到二００六年，一位讀者在青文留下了這樣一段話，「書店面向入口的一列層架，其擺書的次序以至部分書籍及其位置，竟與我一九八八年初訪時無異，許多新書已成舊書，連圖書館也未必有，像八十年代一些標價人民幣0.52或0.81元的書仍放在青文的那一列書架上，像一座無人的博物館。」

與此同時，朋友們接到羅志華越來越密集的電話，主題無非一個——借錢。門市、出版、發行……諸多業務，青文開始拆東牆補西牆，窟窿卻越堵越大。

羅志華不善經營的頭腦還依然故我。一次，他打電話到朋友游靜處，囁囁嚅嚅地借錢。游靜跟他開玩笑：「不如這樣吧，你把存書賣給我。」電話另一頭，羅志華立刻大為興奮，彷彿覺得書屋前途有亮，轉手之人也不負存書：「好呀好呀，我三折賣你怎樣？」聽到這個回答，反而是游靜啼笑皆非：「三折哪裡像話，最低也要五折才好。」

最終，馬家輝成了青文書屋的最後一個客人。下午，馬家輝接到了羅志華的電話：「你還約好一套《錢鍾書全集》在我這裡，快點來取，明天就要關門啦。」

傍晚六點，馬家輝準時出現在青文書屋，羅志華正在打包書籍，連眼皮都沒抬一下。

「為什麼不來個清倉大拍賣？」馬家輝問羅志華。這是多家「二樓書店」關張前的最後一課，反正已經資不抵債，存下的圖書如果不減價清倉，也只好當作廢紙賣掉。「賣你個死人頭。」羅志華毫不客氣，「我把書全部搬去貨倉，等有機會重新開店時，再來賣過。」

在青文最後關門之前，馬家輝找到了黃永玉的一本舊作《老婆呀，不要哭》，摘錄了他在上世紀七八十年代寫的幾十首新詩。書名怪，內容更怪，文字的直率恐怕連黃老先生此刻自己讀來都會臉紅，但淡黃色的封面異常雅致，再翻開書頁，原來是黃永玉自己設計的。更讓他驚喜的是廿二年前出版的《第九屆青年文學獎結集作品》，裏面宛然有馬家輝的名字，也有張小嫻、何良懋、王良和……這些現在在香港文壇已經各擅擁躉的人，在這本書付印的時候，剛剛走上文學這條路。

拎着兩大包書，馬家輝有些黯然地走下樓梯。羅志華同樣連眼皮都沒抬，他正忙著用螺絲刀卸下招牌，小心地抬到店裡，再仔細抹乾淨。

留下記憶的不僅是買書客。當天晚上，潘詩韻往書店找羅志華，約好到附近的一個公園再談：「書店現在亂七八糟，不合去。」

吃過飯，走在往公園的路上，羅志華不斷給潘詩韻介紹路過的行人：「這個姐姐是書店的熟客，由中學到現在工作，可說是看著她長大……這位阿姐在附近廿四小時的麥當勞當夜班，平日我在書店工作整理新書到半夜，去買宵夜時總見到她……」

走回書店，看門的老伯看見羅志華一個人搬書桌，並不馬上上前幫忙。多年來，一手包辦似乎已成為青文的特色。

二十五年後，青文終於在二００六年夏天為自己畫上了一個句號。

最後的紀念

如果在這個時候，再提及香港雙年獎，似乎有些不合時宜。

不過，偏巧就有這樣的事情。二００七年十一月十六日，在青文書屋已經關張十五個月之後，兩本由青文出版的書，獲得了第九屆香港雙年獎新詩組和小說組的兩項大獎。

在此之前，為了參與評獎，這兩本書費盡周折。

青文書屋在停業之前，已經宣告破產，欠下印刷廠和作者版稅等大批資金。羅志華想盡辦法留下了二十箱舊書，但大部分新近印刷的書全部以廢紙的價錢，被質押在倉庫裡等待變賣還債。

其中，就有後來獲獎的詩集《飛天棺材》和小說《滴水觀音》。

「飛天棺材」，是香港人盡皆知的一個比喻，用來形容街上橫行無序，不守規則的小巴。這些小巴往往開得飛快，人們明知危險卻又不得不坐。愛恨之下便給它起了個「飛天棺材」的別號。在雙年獎獲獎詞裏，「關注現實，選擇身邊題材」是《飛天棺材》雀屏中選的最大理由，而青文書屋力排眾議，用盡最後資金也要幫作者出版，同樣是因為這個理由。

在出版之後，作者洛楓不但一分錢版稅也沒有拿到，甚至連樣書都沒見過。所有書從印廠直接運去質押。為了參與雙年獎，洛楓不知花了多少心思，才花了高價從倉庫裡買到幾本，寄給了評獎委員會。但提起這段往事的時候，洛楓卻並無埋怨：「反正除了青文，也不一定有別家會替我出。」

另一位作者陳汗，為了拿到小說《滴水觀音》，也和洛楓一樣歷經曲折。目前，陳汗正在為吳宇森電影《赤壁》擔任編劇。如果順利的話，那本《滴水觀音》本該早面世一年，但由於青文書屋資金周轉不靈，一再拖延。在送到雙年獎評委會時，已經臨近最後一刻。

這兩本獲獎的書，無意中成了青文書屋最後的紀念。只是，除了參評樣書之外，讀者想在市面上買到它們，幾乎已無可能。

雙年獎頒獎當日，葉輝接到羅志華的電話，他在電話裡叮囑說，身體不適，所以不去領出版社的獎項了，找人幫忙代領吧。

通話過程中，話筒對面有好幾次數秒的靜默。「我猜他害怕也許在會場見面，得不到朋友的諒解吧。」葉輝說。青文結業後，葉輝和羅志華見了兩次面，都跟出書的紛爭有關。不少出版計畫還在手上，收了訂金，答應了出版，又窘迫得沒法交代。

整個二００七年，羅志華都沒有出席什麼公開場合，只是不斷在電話裡對朋友們講述他的「復興計畫」——總有一天，青文會重新開張的。

羅志華一遍遍地在電話裏解釋，話筒對面，無人相信。

就像他寶貝似的收藏的那幾十箱書，搬到大角咀工業區工廠大廈一個約十平方米的狹小貨倉，羅志華把那裡叫做「青文出版社的陳列室」，只是，沒有人光顧過。

冷冷清清之中，噩耗傳來。

很多朋友開始懷念，悔恨沒有在生前多幫羅志華一點。葉輝曾在青文最窘迫的時候放棄自己的所有版稅，還倒貼錢幫羅志華印書。青文結業時，一番苦心變成白忙，並非毫無抱怨。「不過，我付出的無非是錢，羅生付出的卻是命。」此後的追思會，葉輝一手操辦，跑前跑後，事不分大小無不盡力。

張楚勇專程趕過來，作為青文書屋的早期創始人，他與羅志華並不熟識。「只是，相比起來，我這個青文的創辦人變得空有宏願，難免感到欠下他什麼似的。」

在所有的悼念之中，也許鳳凰衛視主持人梁文道的一句話更能說出眾人心聲——我們很容易就會感到，羅志華的死其實是一個象徵，象徵我們的過去；如果不幸的話，甚至象徵我們的未來……

過於喧囂的孤獨

二００八年五月四日，一個普通的星期日，港島上環舉辦了一個並不普通的拍賣會。

會場上，迴圈播出著一部十五分鐘的木偶動畫片《Too Loud a Solitude》（《過於喧囂的孤獨》）。這部木偶片改編自一本捷克的同名小說。主人公是一個廢紙回收站的工人，孑然一身，沒有妻兒，沒有朋友，終日在骯髒而潮濕的工廠裡操作壓紙機，將廢紙和舊書壓扁回收。他從廢紙堆中撿到不少令他一生受用不盡的舊書，身上沾滿了文字的味道。最後，他被解雇了，失去了生命中唯一的價值，便抱著最愛的幾本書跳進壓紙機，按動開關，將自己和書本一起在機器中壓碎。

這場拍賣會，全為了實現羅志華的遺願。

在羅志華去世後，羅清華整理他的遺物，發現一張4716元租金的發票，才得知原來他已租下了石硤尾賽馬會創意藝術中心一個七十多平方米的單位，又買了四台新電腦，準備再開青文，重新為作家出書。

得知這個消息，青文的舊書友們無不驚詫。原來，羅志華的「復興計畫」居然不是白說的。

葉輝、游靜、岑朗天、陳智德、鄧小樺、陳志華、袁兆昌……一干香港文化人迅速搭建起「青文臨時小組」，舉辦拍賣籌款活動，希望能夠募集到部分營運經費。

拍賣會上，幾米送來了親筆簽名的書畫原稿，羅志華是最早把幾米畫作引到香港的書商之一；詞作家林夕送來了他珍藏的畫作，在能夠精當地選詞造句之前，林夕一直是青文書屋的常客；葉輝送來了收藏多年的一套書，廿一本「文化視野叢書」和十三本「青文評論叢書」，記載了青文書屋的羅志華時代……

在所有拍賣品當中，最讓眾人動容的，還是那部動畫短片。劇情宛如羅志華單調而豐富的一生。

這部動畫片，剛剛在美國藝術家Genevieve Anderson手中殺青。在聽說羅志華的事情後，她立刻把拷貝捐出，說：「當我向別人轉述羅志華的故事時，所有聽過的人無不為之感動。」

整場拍賣會共籌集了七萬多元錢。按照石硤尾賽馬會創意藝術中心每月六千元的租金計算，足夠維持一年。

五月八日，葉輝、游靜等幾個朋友到石硤尾實地勘察。地方雖偏僻，卻由政府投資建立起了一座堂皇的寫字樓，專做扶持文化事業之用。樓盤周邊，有簡陋卻實惠的茶餐廳、星羅棋佈的學校、劇院、大排檔，儼然十幾年前「二樓書店」旺盛之時的旺角。

那間由羅志華訂下的鋪位裡，四壁空空。房間正中堆放著十幾箱藏書，這些書，從青文書屋挪到大角咀倉庫，又從倉庫挪來這裡。書籍中間，彌漫著濃厚的敵敵畏味道，為了防蟲蛀。

再過兩個月，它們就要被重新擺上貨架。青文又要開張了。

本文圖片均為潘詩韻提供

關張之前，羅志華整理青文的藏書。這些書，最後成了他的墳墓。

（原刊二００八年六月十七日北京日報）
（原文網址：http://news.idoican.com.cn/bjrb/html/2008-06/17/content_6680702.htm）
（原文網址：http://news.idoican.com.cn/bjrb/html/2008-06/17/content_6680718.htm）

我們的二樓書店 我們的啓蒙年代

我們的二樓書店　我們的啓蒙年代
張楚勇

青文書屋的老闆羅志華猝然而逝，我總感到好像欠了他什麼似的。

其實我不算真的認識羅志華。我們面對面交談，許怕只有一次。大概在2001年吧。經過了一番折騰，青文書屋終於出版了梁美儀和文思慧編的《專業交叉點》。由於我是該書作者之一，可以有兩冊作報酬，於是我便跑上青文取書，也就是這樣見過羅志華。

我也和羅志華通過好幾次電話。最後一次收到羅志華的電話，是在2006年青文書屋結業前數月。在電話中，羅志華跟 我談到書屋的經營周轉有問題，他問不知以前主辦過青年文學獎的「老鬼」（即資深成員）能否籌集十萬元應急。電話中我不忍對他潑冷水，答應盡些綿力。但心底 裏其實大家都知道，儘管文學獎的弟兄姐妹多是有心人，但時移世易，仝人式經營的書店的前景，大家是心中有數的。後來我跟曾任第七屆文學獎幹事的鄭啓明了解 情况，得悉羅志華也曾跟他聯絡。啓明與我都知道，沒有文獎人會覺得青文書屋當時的經營模式是可以維持下去的。沒多久，我便從報上讀到青文結業的消息。

辦店理想：文學從生活出發

曾幾何時，我也是青文書屋老闆之一。1981年青文書屋在灣仔莊士敦道開業時，我是創辦人之一。青文能夠開業，是因為在上世紀70年代通過青年文學獎的旗幟，凝聚了一大羣熱愛文學、關心社會、對人文處境充滿感受的年輕人。這羣人當中的一部分，希望能把洪清田1972年開創的青年文學獎所標榜的「文學應從生活出發」的理想從校園帶到社會，而創立青文書屋，正是這種努力的重要一着。

那是一個追求理想的年代。1978年，我在香港大學學生會接手主辦青年文學獎，成為第六屆籌委會主席。中大學生會的陳慶源在卸下第五屆職務之後，願意在中大繼續留任第六屆。那時我們是初生 之犢，秉承着70年代學生運動的理想和以天下為己任的讀書人傳統，視青年文學獎為一項文學運動。78年底我們創辦《青年文學》，在創刊辭中，我們不畏天高地厚的刊出由陳慶源草擬的這段豪情壯語：

「我們有一個宏願，要建築一座堅固的大橋。橋的這端是中華民族的文化傳統；橋的另一端是通向人類終極的理想。我們辦文學獎……〔是〕要推動一種風氣，要掀起一個波瀾壯闊的運動。我們堅信文學能導人思索、發人深省，更能開拓人類的創造力，改變不合理的現實，建立理想的世界。」

我們幾十名二十出頭的小伙子，在中大和港大的三四年中，根本就是以學生會為家。我們課堂可以不上，老家可以不回，但文學獎和學生會的事，卻不可以不辦好。我們徵文，搞講座，辦文學生活營，組織中學生文社，出版文集、《青年文學》、《青草地》，上電台主持文學節目，在大學中學搞大型書展。我們網羅在香港的傑出作家當評判，請漫畫家王司馬為文集設計封面，到台灣找到雕刻家朱銘為我們雕出李白醉酒的獎座，更跑去北京拜會新文學的大師朱光潛、沈從文、艾青等。我們通宵達旦的為文學獎宣傳。在港 大的同學經常把文學獎的海報從筲箕灣張貼到堅尼地城，口中唱着 「一條大河╱波浪寬╱風吹稻花香兩岸……」的歌詞，手起掃帚落，把一張張黏上熱暖暖漿糊的文學獎海報，貼到大街小巷。遇到一些原本貼上了不良海報（如黃賭毒）的地方，我們便將之鋪上文學獎的新裝。在爆發「金禧事件」時，我們便一手拿文學獎的海報，一手拿反對教育署封校的海報去張貼。遇上警察查過問時，便張 貼宣傳文學獎的海報，當警察遠離後，便張貼支持金禧中學師生罷課、要求當局正視學校斂財的指稱的海報。你說這是空想也好、浪漫也好，當時我們真的很希望相 信「當青年燃點起文學，香港便有了希望。」（詩人乞靈語，第三屆文學獎主席。）30多年過去了。我們燃點起了文學嗎？如果燃點了，幹嗎青文書屋要「執笠」，羅老闆會被青文的「遺書」壓死呢！講求實際的人當然從來都不相信青年文學獎的一套，因為這只會燃燒青春，浪費時光，「好天真、好傻」，到頭來不但兩餐一宿也成問題，搞不好就像羅志華般賠上了性命。但是，我們的文化人也真夠是又天真又傻，都認為羅志華求仁得仁，周兆祥在紀念羅志華時還提到是開慶祝會的時候。

當年文史哲書「市况」好多了

回想文獎人80年代初決心開辦青文書屋時也是逆水行舟，但我們的境况畢竟要比羅志華好得多。當年我們在大學搞書展，賣的都是文史哲的書，五天下來營業額便有十萬。通過書展，我們還認識了當時南山書店的何月東，後來更因為彼此理念相通，一拍即合，認為要在校外延續文學獎的理想，便應發展文化企業，辦書屋是第一着。何月東因此也理所當然地成為青文的經理，實際主持業務。

我們那時還有滿腦子計劃。除了書屋外，陳慶源還大力鼓勵擅長寫作的第五屆文學獎籌委陳錦昌在青文書屋樓上成立青年作者協會，以凝聚青年作者。由於我們的活 動參加者少則百計，多則過千，只要有計劃地調配，我們在校內外的人手不是大問題，因此，開業一年何月東便曾經在暑期前在一百家中學舉辦過書展。書屋更是以文會友的地方，所以我們請負責設計的家能把部分書架設計成在收市後可以用來開會的書桌，以便舉辦文化沙龍。出版方面，我們很想學習當時台灣的遠景出版社，有系統的鼓勵香港年青作者出版著作。我記得在我主辦文學獎時看見第三屆的文集甚有市場，於是決定再版一萬冊，不出一年通過我們的活動和書展便售清，因此便 更覺是大有用武之地。

又一個分道揚鑣的結局

不過，要落實青年文學獎的宏願，其實是談何容易。參與文學獎的弟兄姐妹，個個都是君子。但君子卻也有意見不同、策略相左的時候。我們這個靠理想凝聚的羣體一旦在理念上出現分歧，便直接影響青文書屋的發展。加上大學畢業後現實上大家都難免要各奔前程，書屋經營的重擔，最後都落在何月東肩上。1987年我和太太遠赴英倫工作，售出了我在書屋中的所有股權，從此再沒有參與青文的事務。後來得知馬國明的曙光和青文分享門市，青文不再租用樓下的單位作藏書之用，以及何月東轉讓青文給馬國明，自己在旺角另行開設文星圖書，直接從國內出版商訂書作門市出售。到我於1994 年舉家回來時，發現承接經營青文的，已是我不認識的羅志華了。

簞食瓢飲而不改其樂的顏回，是孔子認為在他的弟子中，最能體現仁的一個。羅志華十多二十年前起挑起青文書屋的擔子後，對這沒有商業前途的二樓書屋及其文化出版事業，從來都是不離不棄，只問耕耘，至死不渝。他經營想必是歪離商業法則，對大眾市場的需求更加視而不見。

但他在擇善非常固執之時，處於困乏而不改其志，最後更裹甲屍還，難怪朋友都認為他求仁得仁。相比起來，我這個青文的創辦人便變得空有宏願，難免感到欠下他什麼似的。

（原刊二ＯＯ八年三月六日《明報》）

杜祭文

杜祭文
黃碧雲　　

我也在他窮途末路的時候離棄他，必然是勢利的：他實在太倒霉了。

倒霉是個鬼影子，跟人不跟事的吧。那是說，不是因為他開書店搞文學才倒霉，而是有一種人，開車就天天給差人抄牌，打麻將就場場輸，出門就給小偷掏口袋那種倒霉人……就是小學生時期寫一個字都寫得亂七八糟，我們讀幼稚園那個年代會拿豬仔分數那種人。豬仔以上，就是白兔和花。

勢利的我，從來沒有拿過豬仔，只有白兔和花。我懷疑羅志華是豬仔人。

對於死亡，我們還有什麼好說？

如果我說，「早知如此」，這樣我是饒舌的，如果我說，「活該」我必然是刻薄的，我說「失敗者的命運」這樣我一定是勢利而犬儒；但我怎能說「理想主義者」「悲劇」；沒有一條路比另一條路容易走，如果我們當初選擇了某一種生活，那是因為我們無法是其他，有其他，我們只能承受我們的；我們說是「命運」，但當死亡那麼接近的時候，我才明白「無命運」的可怕。

無命運就是，不知道自己會在哪裏，亦不受任何力量所決定與控制。

無命運者無神，無時間因為沒有將來又無法記得過去。

無命運者無情。無歡。

我見無命運者。她坐在自己的屋前掃地。

年紀不小了。坐着有點不安，又站起來再掃一次。

重複無數次毫無意義的動作。

無命運者這樣理解生命。

但我們的死者，並非無命運。

他的死亡老早已經張揚了。

那間書店，真是可怕。白天都昏黑。樓梯一格一格是舊香港建築常用的紙皮石，梯級的邊都是崩的，每次走都要很小心，而且愈來愈崩。書店在二樓，還沒有到達二樓之前有一個閣樓，有張昏黑的小桌，有個染了橙頭髮的巴籍人士在那裏有神沒氣的坐着。後來連巴人都不見了，樓梯還是昏昏黑的任人上落。樓下有一檔茶水檔，有時我會買杯檸檬茶。茶水檔後來又不見了，記得又開了一間賣出口成衣的，賣着極為難看的衣服。我常進去看，每次都說很難看很難看的走出來，但每次經過都會去看。有成衣店的日子，我去那間書店已經很難買到書了，他的那間書店，愈來愈少新書，所以我都會空着手，早的時候會下來的時候才去逛那間出口店，後來就還沒上去先逛那間店。街尾有一間「麗姐靚湯」，她賣的蛋卷很好吃，我會買一盒回家吃。那店沒兩年就關了。再遠點到街上有一間賣野葛菜水的，史維亞和江瓊珠都很喜歡，史維亞和江瓊珠，都十年沒見了，我們曾經那麼親密，真的，有姊妹也相信也願意。街角有一間賣很爛唱片的唱片店，沒什麼好買但經過我總會望一下。

走上樓梯總有各種海報，沒人肯貼的海報書店主人都會貼。現在已經不需要這些很少人看的，影印的海報，有互聯網。進門有一個舊書架，有各種表演各方行動的小冊子，有時就上去拿小冊子，見着他打個招呼，說，趕時間我先走。他總是說，嘻，頂你唔順。

其實是我頂他唔順。我總是罵他：好心你執書，遲早跌落來砸死你。

收到羅志華被書壓死的消息我正在貴州一個小鎮的小巴上乾等。聽到電話，我說，「早知如此」。

「早知如此」但我沒有心情再去那個什麼苗寨了。車開了，走了兩個街口，我跟司機說，我要下車，我不去了。太晚了。

那個堆書地帶當初是放社運書籍的，台灣的《破》，工運雜誌，環保的什麼什麼，在店的右角落，我買了王希哲的文集；王希哲一九六八年因反對林彪鎮壓群眾運動而入獄。一九七三年為「李一哲大字報」的一員，發表《社會主義的民主與法制》一文被入罪並入獄，八一年再次入獄，被判十四年徒刑。那時候的學生宿舍都貼了他的照片；王希哲出獄後去了美國；進店我會進那個社運書籍區先逛，因為那些書曾經鼓舞着年輕的我，使我較為遠離個人的感傷；但那社區地帶很快便被攻陷了，書愈堆愈多，還沒有到後期那區已經被書堆得無法進去了，自然再也沒有什麼社運書籍，而我又正巧覺得，我也不需要那些書的鼓舞了：世界有更廣大的事情。不光只有中國，香港，台灣。

又或者是這樣，連在書店右後角的港台文學都不那麼吸引了。我在那裏買過李昂的《殺夫》，袁瓊瓊的《自己的天空》，蘇偉貞的《世間女子》。那時候她們都很年輕。到我認識蘇偉貞的時候，她好像已經是一個飽受創傷的女子了。去年去看她的時候，她一定要到桃園一個地方去吃一個午飯，培園鳳儀說，好遠哦，去到了我才知道她為什麼一定要帶我去：那是她年輕時當兵第一個駐紮的地方。她帶我走她走過的湖，住過的宿舍。離開的時候，我回西班牙時在飛機讀她的《時光隊伍》，讀的時候讀讀停停，那是傷喪的時光隊伍。我明白了，但沒有話。

對於死亡，我以為應當沉默。

但對死亡的恐懼，又令我無法不打破沉默。

好像話，可以撫慰。

撫慰些什麼？「沒有一條路比另一條路更難」？「我明白」？

「明白又怎樣？」

「你總無法是我。」

我無法是你。在貴州雷山回凱里的那一路車，我一直想着你的屍體。

——你會不會，根本不掙扎？那是你的命運，而你欣然？

——你有呼救嗎？你的屍體什麼時候開始腐爛發臭？

——屍體還是你嗎？

——那個屍體已經不是他了。我姊說我哥哥。

羅志華那堆書，真可怕，他身後那一堆沒有賣出去的古籍，一套一套的，我不看所以也不知道是什麼書，在他身邊毒菌一樣生長，我說羅志華，這樣不是辦法。

他說，得喇得喇，我會執的喇。

那時開始每次上去我都會問他，幾時執。

他笑：你把口真係衰。

到口衰的人沉默起來的時候，事情就快要發生了。

我口衰因為我老實。

現在我比較世故，所以時常沉默：還有什麼好說？

他真倒霉。後來每一次我都跟自己說，不要再上去了，那間店和羅志華，都真倒霉。

這樣子都說了很多年。

那一晚和他出去吃晚飯。記得只是那麼一次。

我和他，是編輯和作者的關係，但你罵我我罵你的，算是廣東人慣常交往的友誼關係，但亦僅止於此。

我無法不記得那天晚上跟他出去吃飯，真倒霉，那一餐真難吃。

他十分興奮的說着他的太極師傅和他要為他出書的事，我有點悶，但他不察覺，繼續說。我從有點悶到很悶，他還繼續說。

就是他們所說羅志華的「獃」吧。每次他都是那麼興奮的，在他的垃圾堆裏伸頭出來，一雙手長長的，遞給我他要出的書的初稿喇，封面喇，一定會伴着的是：幾咁癲，嘻嘻。

我只說，你愈來愈肥了。

他為我們一羣沒什麼前途的人出版了《文化視野叢書》，李家昇做的封面。

李家昇和他和一大羣人去過一次新疆的文化交流團。他背着一大堆攝影器材，還要替我提包包，每次想起他都會想起他的影子，很細小，背着相機袋，自己的行李，我的行李。

記得的他是個負荷過重的人。二十年再沒有見過。這些年也沒有見過他的照片。

他的照片，很容易認得，像版畫。

交流團還有一個寫音樂的。他沒有再寫音樂了，練說見過他，猜他做回老本行吧，律師，早上穿着黑西裝在Délifrance喝咖啡。

沒有一條路比另一條路容易，也沒有誰比誰更有或沒有理想。

團裏還有古兆申，在車子裏談張愛玲，那個年代他已經是張愛玲迷了。現在看崑劇會見到他，我知道他教崑劇，會唱。

現在去看崑劇時會見到他，見面他不會叫我我也不會叫他，就像從來不認識。

可作《時光紀錄》：那個叫做娓娓的女子，不知流落何方。

娓娓，美麗名字，安靜微笑，在新疆。

新疆寫的那一篇，我以為是羅志華為我出那本書裏面。但其實在另一本，我記錯了。

也怪不得我記錯，沒什麼分別，出版社都關門了，賣出去的書都給人扔了吧，沒賣出的也一樣是垃圾。

羅志華替我出版那本書，書出來以後，錯字連篇。我說，錯字很多，他說，我給你校對過的呀。我很納悶，心想，是我校對不力了。心裏就想，就此一次，以後書不會給他出。

《叢書》也是也斯的主意。也斯很熱心的，和羅志華為叢書奔走。

有黃淑嫻的《女性書寫：電影與文學》，有那本怪雞的得獎書《狂城亂馬》，有葉輝他們的《十人詩選》，游靜的《另起爐灶》。全是李家昇的版書攝影封面。

《叢書》放在書店盡處的那張桌子上。後來有好幾本都得了獎，羅志華很高興。

那張桌子的另一邊，時常會找到別的書店不會擺賣的，憤怒青年寫的書。我在這裏找到過一本棺材詩集，詩集裝在棺材裏面；還有當年令我極為驚豔的《白瓷》。作者李智良。

都十年了。

也斯後來也不再叫我。見到我遠遠的避開。

我好像知道為什麼：《時光紀錄》。

我也穿着黑色高跟鞋去上班。每天都很累，兩年沒有讀過書，自然也沒有去書店了。

一次在區域法院每早的繁忙時間，在很多人排隊電梯的大堂碰到羅志華。在推出推入的人堆裏打了個招呼。我問，怎麼了？意即是，怎麼你在？

當時也沒想。很久以後才跟婉儀提起，說我在法庭碰到羅志華。她靜了靜，才說，他欠租，給人追債。我說，哦。

我已經沒有再去問他幾時執。大家都知道了。

「青文書屋」那個招牌都爛了，快要跌下，羅志華說業主投訴，要他修。

但他都沒有辦法修了。

吳君死了以後，我開始讀佛書，就在書店中間桌子右上角放的那些佛學書，羅志華有點不屑的說，你讀這些書。

當時我眉一挑，心想你管得着。嫌他多事。

其實和他真是話不投機。每次都是他在獨白。我有話的只是說蘋果電腦：我們都是mac友。我們都珍愛而豔羨不同時期的蘋果電腦：多麼美麗，多麼靈敏呀，父母發孩子狂一樣說着我們的蘋果電腦。

他教我用photoshop做圖。那幾本工具書現在還在我的書架上，他借我的，我一直沒還。

奇怪收到他死訊前一兩天我想起他，在貴州山區，想起他介紹我的電腦程式師，想打個電話找他：羅志華還有沒有找你？

書店關了以後，羅志華再也沒有什麼朋友吧。

他有過一個女朋友，開小巴的。我說，好型。後來沒見她上書店，羅志華說，散了。我也沒多問。

我也在他窮途末路的時候離棄他，必然是勢利的：他實在太倒霉了。

倒霉是個鬼影子，跟人不跟事的吧。那是說，不是因為他開書店搞文學才倒霉，而是有一種人，開車就天天給差人抄牌，打麻雀就場場輸，出門就給小偷掏口袋那種倒霉人，去競選議員就會給人斬或被告賄選，因為性格也因為種種錯漏，就是小學生時期寫一個字都寫得亂七八糟，我們讀幼稚園那個年代會拿豬仔分數那種人。豬仔以上，就是白兔和花。

勢利的我，從來沒有拿過豬仔，只有白兔和花。我懷疑羅志華是豬仔人。

所以我怎能說，他是個理想主義者。但他求仁得仁，在書堆裏生活，在書堆裏失敗和死亡，有始有終。

不算是悲劇了。我們都難求這樣工整，預知並多次重複預習的死亡方式。

哲古華拉在古巴奈不住了，做財政部長，見客看文件，一點都不好玩，所以要跑到波利維亞，也是求仁得仁，找死得死。吸毒的山齊，從來沒有戒過毒，只跟人說，將來最好啪針死；他出獄那天就啪針死了，一樣求仁得仁，想怎樣死便怎樣死。

哲古華拉，萬人景仰，山齊，無人知識甚至報紙的一角都沒法佔着「吸毒者因注射過量藥物死亡」，羅志華，有幾個各走各路的一時友人替他寫幾篇杜祭文；但都從一而終，都是剛烈男子，但走的路何其不一，「沒有誰比誰更有或沒有理想」。

羅志華你可死得好死得漂亮。我們還活着的人在活受罪。

求仁得仁從一而終，剛烈男子使盡了命運能夠能予的。我們每一個人都是倖存者，並承受倖存的焦慮，恐懼，或，歉疚。

餘下已無命運。無從解釋，無法得知。無從一，不知終。

每一個死都給予倖存者一個無重重擔：愈來愈重，愈來愈無。

無命運者殺父弒母，無神驅鬼，無愛因而亦無憂歡。

羅志華我還是沒有什麼好話說。

貴州山區，偏遠荒涼，人們吵，髒，亂，我每天都鬧頭痛胃痛。

農民的城巿文明水平很低，我每天都很生氣。

但也因為文明水平低，不排隊，隨地吐痰，向着你的臉四五支煙在密封空間狂噴；人民有古風。

沒有去得成苗寨後我回到那間發臭的酒店，揚着屎味的酒店，胃極痛，食物太髒，油，辣了，胃痛了好多天，晚上八時便爬上睡。第二天早上離開。看守酒店的小姑娘，雙手遞來帳單，說慢走了。

後來發覺，連在街角吃一碗米粉，離開的時候他們都說，慢走了。

如果那間店還在，我在那快要塌下的書堆裏想着逃，但這一次走的是店主而不是我。

每次我都說：我先走。或，趕時間。

他總是說，每次你都趕趕趕。

這一回，他比我快。我只好說，慢走了。

你先走，我就來。

遠離老早就開始了，那個《時光紀錄》。

（原刊二ＯＯ八年三月二日《明報》）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
陳錦偉

那天早上在紅磡海旁的長椅坐下，打開劉小楓十多年前的《沉重的肉身》，才翻了不久，椅子另一邊的男士探頭用普通話和我搭訕。他說自己昨晚才來到香港，現暫住親戚的家。見我在看書順便問我香港有哪些書店可以一去。那簡直是找對了人吶！我連忙閤上劉小楓，先提議他因利成便可以先乘紅磡往灣仔的渡輪，然後步行往莊士敦道的青文書局。接着可以往銅鑼灣的阿麥書房和書得起。再來就是夏巴車廠對面以台灣書為主的城邦書店……這位國內朋友原就是出版社編輯，四川或重慶的我就不大清楚了，瞄到我那《沉重的肉身》便盛讚劉小楓是國內受人尊敬的學者。

我擔心這位來客走錯路還拿出紙張草草地畫了那幾間書店的地圖。我自信地說沒錯香港沒有精緻的台灣誠品，也沒有深圳中心書城的宏大建築，但這些二樓書店正正是香港文化的固有特色。我們躺在陽光下，再上天下地胡扯了一頓尼采、牟宗三、龍應台等。

要走了，我坐上渡輪思潮起伏，想起十多年前那段青澀歲月。家住牛頭角上邨，買書錢十分有限，但左支右絀一個月下來總可以有那負擔得起的奢華日子。通常先到青文走走，找對了書以後，尚有數元餘錢便步行到灣仔碼頭，搭乘小輪回紅磡，在碼頭旁的「瓜子大王」叫一杯冰凍檸樂，坐在和暖的陽光下翻閱簇新的書籍，然後用僅餘的碎銀心滿意足地跳上15號巴士回牛頭角。歲月無情又有情，現在的渡輪、15號巴士甚至「瓜子大王」俱在，唯獨青文卻悄悄地走了。

那間星加坡來的大型連鎖英文書店進駐香港時，說為了吸引讀者購書，聲稱自己是首間將書面平放面向讀者。我看後哈哈大笑，咱們的青文早這樣做十多年了。

奧爾罕．帕慕克在《伊斯坦堡》裏說每個人在城市中生活都有自己的步行路徑，對我而言書店無論大小這話同樣適用。青文的「豬肉檯」不在書店門口當眼地方，反而要你進門以後掠過羅志華和他的Mac Book，再往前走，在與曙光圖書交匯的路口就平放着最近的新書，這時你要選擇往左還是往右走。要在午飯時間花百多二百元買一本英文嚴肅哲學思想的書本，無疑是最不要命的書癡所為，所以我通常選擇往左走。

午飯時間不常見到馬國明，但自從聽聞他中風以後，有一次上青文買書付錢後順便問問羅志華他的近況，羅說他情況好多了但行動有點不便。十多年來這是我們的首次對話。

大部份的楊牧和余光中詩集，都是在青文的書架上搜得的。台灣「洪範書店」叢書青文雖不全備但數量仍然可觀，家裏書架上數十本洪範版全都購自青文，高峯期差不多每月三數本。八十年代我最醉迷的作家全在台灣完全錯過了書架右邊的國內作者，左邊的香港本土作家着墨更少。看罷台灣書架我會轉身翻看電影書籍，大部份的《影響》都在這裏搜得，現在油麻地kubrick書店放在地上的那堆40元一本的《影響》不知是否來自青文。然後我繼續往前走，再次掠過羅志華和他的 Mac Book，走進我最喜愛的青文角落。

青文結業的那星期我都在午飯時間上去，而且還帶着「執」平貨的心態以為會有一次割價大傾銷，想不到羅志華真的鐵石心腸，我留意到擱在收銀機旁那套明信片裝的《秋螢》（馬吉按：原文為《詩瑩》，當為《秋螢》之誤）已許多個年頭，但是三百多元的標價也只有羅志華的勇氣才可以示人。最後那天我胡亂再買了一些書但只是尚存一絲希望，拿着書本走到收銀機旁瞟了《秋螢》一眼再問那套可以有折扣嗎？羅志華微笑着說只剩幾套不能減。我帶着失望和一點點憤懣離開青文實在是情有可原。羅志華你就攬着這些沒人要的勞什子走吧！反正東岸、洪葉、南方、一山、波文書店都相繼結業了我總算麻木了才不稀罕你這間青文。

數個月後，我還是找到了他在大角咀的電話撥過去，「喂！請問那套《秋螢》還有嗎？」他說有但在箱裏叫我下星期才上來。「你要早D上嚟，太晏樓下看更阿伯收咗工就無人開𨋢俾你啦！」只是晚上七時左右，整間工廠大廈便已經靜幽幽，升降機還是那種七十年代要用人手上下拉動來開關𨋢門的款式。羅志華仍然伴着他的Mac Book，看了我一眼便說：「哦！原來係你。」他說《秋螢》只剩最後兩套了，一套有點破損我自己留着，另一套完好的便給你吧！

我瞄了他的螢幕一眼，打滿了中文字。他頭也不抬地說出版的工作仍然繼續，你遲些上來我收拾好這裏書店便可以重新開業。我心想一間還要用人手操控升降機的工廠大廈內的書店會有誰光顧？更別提書店隔壁的燒焊五金工場。

我硬着頭皮再問有沒有折扣，他笑了一下也不回答，繼續埋頭在他的Mac Book裏。

步出工廠時遇到看更阿伯，他說羅生通常每晚八、九時才走，唔緊要你下次要來叫羅生打電話給我過來開𨋢，我就住在附近好方便。

昨天路過青文舊址，已經變成一間美容按摩院。附近的藍屋、綠屋都已紛紛列作歷史建築。實體的建築還容易讓人評估鑑別，青文可以評價嗎？最近有兩人的離逝特別令我神傷，一位是南華早報的資深記者Kevin Sinclair，一位便是羅志華。

Kevin二十多歲自新西蘭來港任職記者，分別在英文虎報和南華早報工作過，他花了近五十年的光陰報導香港的大小事情，下筆辛辣又帶有情感。過世前四天完成的自傳《Tell me a Story》，更值得我們分享與珍藏。

羅志華與也斯合作出版的數十本青文叢書可能代表了一整代的本土文學，與 Kevin出版的廿多本書可謂互相輝映。雖然他走得有點淒清落漠，但沒關係，他們二人留給香港人的，又豈止是那淺薄平庸的開心果可比？

二ＯＯ八年三月

（Be kind rewind , 羅志華version二ＯＯ八年三月七日）

荒謬劇場──青文書店

荒謬劇場──青文書店
張日

這只可以是荒誕劇場。多麼的想一切都只是存在主義裡的小說事。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那一天，二零零八年二月十九日晚上。

朋友傳來一個短訊，說是甚麼壞消息；我這種不安好心的，玩個不停地問：拍拖了嗎？有了小孩？降職還是如何怎麼？朋友認真的告訴我，青文的老闆不在了。

愣了。然後她再傳來《蘋果日報》的新聞，再說是文化版的朋友告訴她的。然後，頓時進入失語狀態。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我其實不懂得誰是羅志華。但我認得青文。我還認得在書山裡的蘋果男。一個整天望著蘋果電腦時玩遊戲時的的搭搭不知打甚麼的那個男店員。剛開始時只得他一人；漸漸地，店員好像多了兩名好年青的男生和女生到那裡打工，有時好像做錯了事，蘋果男喃嘸兩三句，又沒下文。逐漸地，又只剩下蘋果男一人，屈在書桌後，收錢，望著電腦，不知做甚麼的。那時候年少無知，也殘忍，見他不怎麼理睬我，就胡亂的攀話題想打開話匣子；其中一次我拋下的，是問：把書疊得這麼高，不怕麼？小心點吧。然後便嬉嬉哈哈的離開。再然後，曾經是常客的自己就少了爬上那條陰陰暗暗的樓梯；時為，一九九九年。

第一次爬上青文，是為了讓自己更像一個文藝青年。讀《號外》和其他文化雜誌，都說過青文這爿店；第一次是姿態，第二次和第三次，和之後的無數次，是崇拜。我的《停詩間》、一堆堆也斯、一堆堆本地詩集和本地文學雜誌，都在那裡搬回家（我的第一本杜杜是不是在青文買的呢？我只可以肯定我的鍾偉偉詩集是在那裡捎回家──我呀，連《音樂殖民地》都是在青文買）；也是在那裡教我明白，原來書店門前會有免費的好東西，讓愛文藝的大家隨便拿；也明白要尊重別人的空間，我學懂把自己的大包包放到他們的櫃中，讓小小的店內有更多位置給人打書釘。

忽然有一天看見他們有自己的叢書。看得懂的我都買。可是那時候青文已經很有「亂葬崗」的景況。在收銀旁邊的那個區域（對對對，屈進去那個位置），起初是賣台灣政治類的書，然後開始有許多文學雜誌囤積，跟著好像甚至有一條尼龍繩圍著，堆著的雜誌由文學到佛學的，都有。亂，但喜歡，因為淘過一些無聊東西，都是本地文學雜誌；對於中學生，這種淘寶遊戲已讓讀者有探險尋寶之感。每逢到灣仔，都會走到青文逛，覺得書好多，好書也多，要買要讀要努力追；那時候我是不到旺角的二樓書店的。如果有人跟我說東岸的詩多，那時候我便會狠狠地回應：港島區有青文，犯不著走到旺角。

只是，有一天，我忽然發現青文的書還是那些。多心的自己便開始離開了。只是久不久才到那裡逛，竄進曙光，然後到青文轉，有閒錢便隨便拾本書離開。

我離開了青文。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零零八年二月十九日那個晚上，朋友傳來噩耗時，她說：希望馬國明不要再中風。我只能吐出「書呀，書」三個字。今天總能夠說得比較明白：世人皆醉我獨醒，還是世人皆醒我獨醉？思的是書，念的是書，心繫若此，也難得（更為難）有情人。因書而生，亦因書亡，唯有無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但千萬不要用黑色幽默來形容這件事。我無法想像在書中窒息而等待死亡是如何悲慘而恐怖的事情。只願羅氏的痛苦是短暫的。

（張日《就這樣的人生》二ＯＯ八年二月廿七日）

左翼青年小圈子

左翼青年小圈子
陳冠中

大學畢業後，想移風易俗，啓迪民智，往往會這樣做：結社、出刊物、辦課程、開書店，總之想辦法延續大學的羣體生活。

1975年中國大陸四人幫仍在位，香港的左翼大學生，也以毛派為主，對手譏之為國粹派，有點後來所謂凡是派的意思：凡事跟着中國走。不知為何，1973年的林彪事件仍沒讓他們醒過來。

站在國粹派對立面的左翼大學生，自稱社會派，其實人數很少，變乎不成派，不過，在殖民地大學當左翼還要當左翼裏的少數派，肯定需要有點獨立思考能力，甚至個性。

大學以外，一羣個性更張揚的年輕急進份子較早前辦了一份《70》雙週刊，看得我這種溫馴的大學生口瞪目呆但如吃禁果的每期追看。70一族除了極少數無政府主義者之外，大部份很快成了托洛斯基份子，並涉入半個世紀國際託派的派爭。

以上三類左翼青年陣營，我在大學的三年都沒有加入。我大概屬於可爭取的羣眾，意識水準不高，立場不穩定，但可被拉攏。我參加過一些大型抗議行動，跟着大隊走，包括很多無黨派大學生都參與的保衛釣魚臺大遊行。

私下，最吸引我眼球的是70份子，他們鬼馬，洋氣，一副酷的樣子，好像玩得很過癮，只是他們太野了，隨時可能犯事，我的中式布爾喬亞家庭教養告訴我要離他們遠一點。

最沒興趣的是國粹派，因為他們土裏土氣，不合我的小資趣味，整天千人一面集體進退，看上去挺笨的──後來知道他們個別來說可絕不笨。我的個人主義加上從小家裏就看反共報章如星島日晚報，自己還每月掏錢買明報月刊，不可能像國粹派對文革的陰暗面視而不見──我的意思是，他們是活在香港的嗎，怎麼連這些文革行止都不知道，整天在歌頌？

剩下的，只有社會派，我也弄不清楚他們代表什麼，甚至不確定他們是誰，只認準了一個人：高我一屆的曾澍基。我心目中，他就是社會派。不過不敢接觸，因為有點怕他。

三年大學就這樣，暗地裏背叛了我的右傾父親，隱性的以自由左派自居，心裏不無掙扎，卻沒有紮堆，表面上還是個正常的普通大學生，可以跟各門各道的同學交往。

由波士頓回香港後，更有信心呈現我學院式西方左派的面貌了，卻苦於沒人有興趣看我的呈現，一向不紮堆的我想找同路人，這時候又記起曾澍基來，聽說他和同夥結了一個社，叫大風社，一聽名字我就知道，我絕不可能參加一個叫大風這樣名字的社。

幸好同學盧潔彤告訴我，曾澍基在香港大學校外課程開課，我們就白天各自上班，晚上結伴上港大，去享受曾澍基的講課。他不只是圈裏的首席理論家，還是個動人的演說家，我有時候斷章取義的胡作比喻，說曾澍基之於我們這批港大出身的所謂社會派左翼青年，就如米拉博之於法國大革命雅各賓黨人，旨在表明他說話的動聽和在小圈子的地位。

在多變的1976年，曾澍基他們邀我合夥開了一山書屋，大概說明我終於入圍，成了晚期社會派。

誰知四人幫76年底就倒臺，轉眼間再無所謂這派那派了，前國粹派中人紛紛轉正，毫無包袱的加入美資銀行、港資財團、殖民地政府，及隨後開放的中國貿易，順理成章就是愛國人士。社會派勝者無所得，卻自以為吾道不孤，繼續在體制外喧嘩，然後從事新聞、媒體、出版、社工、教育以至學術。只可以說，自此以後平均的個人財富，前國粹派遠高於前社會派。

我去了辦另類雜誌，而曾澍基折騰一番後進了學院，念了一個一個的學位，現在是香港經濟學界非主流少數派的領軍人物 -- 如果能成軍的話。

（原載《萬象》、《中國時報》人間副刊、《明報》世紀版）

（另見陳冠中新浪博客二ＯＯ七年二月二日）

曾澍基回應：

陳冠中近年小說成功，我恭賀他。須坦白，本身偏好致之，閱讀興趣並不算很大。

為何又談他 ？轉圈記起，主要關於他1970年代的趣味成長過程，部份濾化為香港「本土」記憶；而本土主義乃目前城中熱點。

網絡有不同版本，其中竟說及我，言人之未言，令我過癮。舉例：附上連結把我描得孤高，太具魅力。若然真好！

其實，我不過是個智慧似乎較強而又遠視的儍憨知識份子吧了。1970年代還存在各具特性的品種，包括冠中賢弟自己。

他的文藝想像力於「號外」已表露；我們搞的「文化新潮」屬另類批判。

想當年，我最佩服、懷念還是早逝的吳仲賢兄。

至於本土主義的爭論上，冠中肯定比現今大部份的論者更為先驅。

//剩下的，只有社會派，我也弄不清楚他們代表什麼，甚至不確定他們是誰，只認準了一個人：高我一屆的曾澍基。我心目中，他就是社會派。不過不敢接觸，因為有點怕他。

幸好同學盧潔彤告訴我，曾澍基在香港大學校外課程開課，我們就白天各自上班，晚上結伴上港大，去享受曾澍基的講課。他不只是圈裏的首席理論家，還是個動人的演說家，我有時候斷章取義的胡作比喻，說曾澍基之於我們這批港大出身的所謂社會派左翼青年，就如米拉博之於法國大革命雅各賓黨人，旨在表明他說話的動聽和在小圈子的地位。//

（曾澍基臉書二Ｏ一三年七月十九日）

憶青文

憶青文
馬吉

青文書屋起初開張時，我就聽說是青年文學獎有關的人搞的。「青文」，正是青年文學獎的簡稱。它賣的書也果然十分「文青」，尤其是本地作家的作品十分齊全，它也就成了我的好去處。那時候好像還有幾個掌櫃的，後來便只剩下一個滿臉紆腮的肥仔。我聽過他的同事叫他「羅生」，才知道原來姓羅的。肥仔羅總是坐在櫃台後面對着電腦達達達達，酷得很，但有時聽他跟顧客談書，眉飛色舞的，我就知他是個外冷內熱的人。

其後我跟朋友搞了個寫作協會，出版了本非賣品刊物，每期都會送些到本地書店擺放，可是許多書店都會嫌我們的東西阻礙了地方，不大歡迎。每回協會負責發行的朋友送書回來，都一肚子氣，說哪間店哪間店多麼可惡；不過也不乏善意的，青文正是其中之一。

青文的門口原放了個小書架，讓人放些宣傳品，我們會將雜誌放在那裏，羅君也從不干涉，因此我們寄放在青文的雜誌便分外多些。發行後第二天，我們會上青文「視察」一下，看見門口放了大疊我們的雜誌，就大感安慰。過幾天再上去，發現雜誌好像少了些，大約給有心人拿去了，更喜不自勝。

過了不久，青文「不務正業」，竟搞起出版來，出了套「文化視野」叢書，接着又出了套「青文評論」叢書，總共三十多種；無論打字、編排、發行都由羅老闆一手包辦，當真魄力非凡。

每本書的裝幀設計都非常漂亮，聞說好些賣得不錯，有些更引起爭議，像心猿的《狂城亂馬》，以小說反映文壇故實，便觸動了不少人的神經。兩套叢書的作者不乏名家，然而老實說，像那樣的書，除了青文，恐怕沒有人肯出。例如李國威英年早逝，他出的書不多，我只見過博益薄薄的兩本，青文卻小心將他散佚報刊的文章收集起來出版，誠功德無量。而叢書更多的作者還是未知名的（至少當時如此），如游靜、陳雲、洛楓等，羅老闆（當然還有叢書的編輯）識他們於微時，替他們出書，不可不謂獨具慧眼。

青文似乎沒有貨倉，叢書愈出愈多，沒有地方擺放，只好放在店裏。我眼看青文的書愈堆愈多愈雜亂，加上我的辦事處與住所又遷到更遠的地方，青文便很少去了。不過，偶然路過，雖然行色匆匆，我仍會上去看看，當是探望老朋友，可惜多是空手離去。

後期青文的「特色」，就是保存了好些早期出版的本地文學書籍（因為十年如一日放在那裏），我心血來潮想找Ｎ年前的一本書，遍尋不得，上青文往往找到。但找到之後，我又不想要了，心想，反正書還在，由得它放着，慢慢再買未遲。

上世紀八十年代還有不少詩刊，如《詩風》、《秋螢》等；後者是關夢南搞的，當初是一大張報紙，稍後改出明信片。那明信片我還特地拿去旅行，然後一張張撕下來寄回給自己。可是到頭來收不齊全，收到的漸漸又丟失了。有一回我居然在青文發現全套明信片秋螢，叫價三百（或更多），我覺得未免太貴，一時躊躇沒有買，又是想慢慢再買未遲。誰知沒多久，與青文在同一鋪位的曙光結業，青文也跟着不玩了，我一直想買的那些書刊從此沒有機會再買了。

農曆年前後香港冷得很，氣溫低至攝氏10度，我們到佛國避寒。在佛國時，妻子不時致電回港問母親：「冷嗎？」答案都是冷得要命。回來後卻聽說在年廿八那天，羅君還起勁在貨倉「執書」（青文結束後他租了個小貨倉存書），竟被跌下來的書箱壓死。死了卻無人知曉，待十四日後別人聞到貨倉傳出屍臭，才揭發此事。

他雖非「文化界」中人，倒有不少文化界朋友。他的文化界朋友驚悉此事，紛紛撰文悼念他。奇怪好些人說他死得其所，死得夠「黑色幽默」，夠「浪漫」。我以為這不啻是事不關己的風涼話。在那樣的大冷天，被書箱活埋，失救而死，那過程一定不好受，何幽默、浪漫之有？

青文雖然結業，羅君也窮得連手機、上網費用都不能負擔，可他仍不時盤算東山再起。他不是白說的，臨死前他已租了地方，也裝了電腦和排版機。他年廿八執書，大概想清理一下以便復業，誰知上天卻不讓他有這個機會！嗚呼！

（二ＯＯ八年二月廿六日）

羅志華的「一人戰爭」

羅志華的「一人戰爭」
葉輝

那是二ＯＯ八年二月十九日，星期二，好一些朋友都打電話給羅志華，可是只聽到留言服務的機械女聲，說「你已被接駁到……」都打了若干次，都聽了若干次女聲錄音，才肯相信，誰都沒法再聽到羅志華的聲音了……

被沉重的書壓了半生

然後，一連幾天不斷收到電話和電郵，都說聽聞這個戇直的書店負責人被書壓死，都想證實他的死訊，只有熟悉的朋友到了最後一刻才明白，一箱箱沉重的書在此人身上已經壓了二十多年，壓了足足半生，他無論有多樂天，有多少天真的夢想，也不免會疲累，如此這般告別「過於喧囂的孤獨」，也許未嘗不是一個悲劇人物的徹底解脫。

認識羅志華，是由於他主持的青文書屋和出版社，很多年來，他是書店的店東，也是唯一的店員、跑腿兼苦力，他是出版社的出版人，也是唯一的排版員、跑腿兼苦力；正如馬國明所言，一個人搬50箱書到書展，然後，也是一個人，搬45箱書回書店；他還開了一家一人製作公司，租了一部影印機，承印了八期《詩潮》，創辦《青文評論》（出版了四期），一人排版，一人印刷，一人釘裝，一人搬運，其後影印機因斷供而被回收了；在我看來，那是一場很不公平、也很不聰明，但非常了不起的「一人戰爭」。

都說這個人是樂觀的理想主義者，但跟他相熟的朋友都知道，他同時也是一頭不懂得面對現實的鴕鳥；也斯說得對：我們何嘗懂得面對現實？是的，我們也未必懂得，但我們總會在明知不可為的時候知難而退。很多朋友都勸告過他不要再苦戰下去了，或者向他建議一些解決「書債」的辦法，可是跟他相熟的朋友都知道，他聽了，說了，就當作已經做了——這個人的悲劇也許在於他的矛盾性格，對殘酷的世界過於樂觀，理想常常變成逃避現實的沙堆。

青文書屋終於結業了，之後，我跟他見了兩次面，都跟書有關，他答應出版、收了訂金的書，總要想辦法交代，交代了一半，他又侃侃而談未來的出版社計劃了。最後一次接到他的電話，是去年文學雙年獎頒獎當日，他說身體不適所以不去領出版社的獎項了，叫我找人代領。通話過程有好幾次數秒的靜默，我知道只要多開解他幾句，他多半會去的。我猜他害怕也許得不到朋友的諒解吧，但如今諒不諒解都不再重要了。

他不是白說，他準備好了

幾天前，他的家人在電話中告訴我：他其實已經租了地方，也裝好了電腦和排版機。我想轉告所有認識他的人：他不是白說的，儘管他的脊、腰和腕早被書壓得永久創傷，他其實從沒放棄，甘願讓有生之年繼續背負沉重的書，繼續他的「一人戰爭」。

我所知道的羅志華，其實並不是住在「紙房子」裏的人——那是阿根廷作家多明格茲（Carlos Maria Dominguez）的一本小說，叫做《紙房子》（the house of paper），有一名西班牙語文學女教授購得艾米麗．狄瑾蓀（Emily Dickenson）的絕版詩集，邊走邊讀，被車撞死了；有一名書癡在沙洲上用一本接一本的硬皮書築起一座紙房子，將自己囚禁其中……

羅志華半生與夢為伴，最後葬身書堆，但書只是他的事業，他的故事一點也不浪漫奇情，儘管書中一些沉思片段彷彿就是他半生的寫照：「許多時候，我問我自己，為什麼要保存這些在遙遠未來才可能對我有些許幫助的書？為什麼要保留這些和時下流行題材脫節的書？還有那些多年來只讀過一次，就不曾再閱讀，也可能永遠都不會再翻閱的書……」

「許多時候，要從一本書中解脫，遠比獲得一本書還要難。人和書被一種需要和遺忘的協商相互依附，書好像我們生命中永不復返的某一片刻的見證人……」

如果要選一本小說來述說羅志華的一生，我想，已故捷克作家赫拉巴爾（Bohumil Hrabal）的《過於喧囂的孤獨》（Too Loud a Solitude），庶幾近矣——對不起，這故事很殘酷，一如羅志華的一生；書中主角只活了35年，比羅志華少活了10年：他是一個廢紙回收站的工人，孑然一身，沒有妻兒，沒有朋友，終日躲在骯髒而潮濕、充滿霉爛氣味的地下室工場，操作壓紙機，將廢紙和舊書壓扁。

只認按鈕不認人的機器

這個廢紙工人從來沒有埋怨命運，倒將苦差當作他的「一人戀愛」，將地下室當作「天堂」。他從廢紙堆中撿到不少教他一生受用不盡的舊書，他的身上沾滿了文字，儼然成了一本百科全書。他最後被解僱了，失去了生命中唯一的價值，便抱着書本跳進壓紙機，按了開關，將自己和書本一起壓扁，厭成模子的式樣，他就是書，書就是他，人與書的剩餘價值就是變成廢紙，兩者彷彿命運共同體，一起葬身於一部只認按鈕不認人的無情機器。

對不起，故事也許過於殘暴而感傷，教人欲哭無淚，教人感到不安，但那片「過於喧囂的孤獨」卻是千真萬確的——喧囂的是機器一樣的世界，孤獨的是廢紙一樣的人和書。

羅志華為很多人出版書本（公平一點，必須說明：也有不少人幫過他：有人為他義編義寫，也有人自費出書，交他製作發行而沒有結帳），也該有一本書，紀念這位以書為畢生事業的出版人。袁兆昌為他開了一個網頁，收集了網上悼念他的文章（數量也真不少），還要給他編一本紀念小冊子，這就很好，我建議，小冊子照做，書稍後也照出，出版費用可想辦法，在這喧囂而孤獨的世界裏，那只是我們能為羅志華所做的一件小事。

（原刊二ＯＯ八年二月廿四日《明報》）

喧囂城市裏的孤獨──悼羅志華

喧囂城市裏的孤獨──悼羅志華
梁文道

我們很容易就會感到羅志華的死其實是一個象徵；象徵我們的過去；如果不幸的話，甚至象徵我們的未來。

一個結業書店的老闆，後來已經走到了連流動電話費都付不起的地步，大年二十八獨自在擁擠狹小的貨倉清理藏貨，被意外墜下的書籍層層疊疊地壓住，死去。幾天之後，開始有臭味傳出，但左右鄰戶尚不能確定它的來源。再過十天，氣味漸濃，才有人破門而入，發現他的遺體埋在書堆之下。

朋友立刻想起了捷克作家赫拉巴爾的《過於喧囂的孤獨》，我們都很喜歡的一本小說。主角是個處理廢紙的工人，三十五年來每天要壓毀無數書籍文獻，外表骯髒的他竟然在這三十五年裏飽覽群書，遍讀遭到極權政府禁制的經典，成了一個學問極大的人。他最後的結局是走進壓紙機裏，抱著心愛的諾瓦利斯，讓機器裏的沉重書籍漸漸壓向自己的肋骨……。

我們的二樓書店。那個時候我們每一個人都有自己逛書店的路線圖，到了港島，灣仔的「青文」一定是核心。我後來也沒再見過這樣的店了，馬國明開的「曙光」專售英文書，與後期由羅志華主理的「青文」共同佔據巴路士街樓上的一個狹小單位，一間書店其實是兩間書店。一開始，我總是光顧「青文」，「曙光」看看就好，英文書我還買不起。而「青文」曾經是詩集最多的一家店，店面雖小，文學書的種類倒是很齊全。這些書後來一直沒怎麼動過，十年，二十年，它們還在。店面成了貨倉，乃一家書店開始朽壞的跡象。漸漸地，我一進門就往「曙光」的方向走，總是抱了一堆書出來才覺得內疚，好像有責任要幫羅志華買點書，不管是否重複，不管是否喜歡，我還是得捎走幾本書才好。如今，「二樓書店」已經快要變成一個原義不可考的名詞，因為真正的樓上書店甚至開始搬到十一樓了。

我們的八十年代。那個時候大陸文化熱方興未艾，金觀濤的「走向未來」與甘陽的「文化：中國與世界」，兩大叢刊書系不只衝擊了整片神州大地，也讓我們香港讀書人看到了一絲希望，隱約和我們有點關係。而台灣正是解嚴前後，各種思潮風起雲湧，由下而上的社會運動方興未艾，幼年的民進黨還是股青春的民主進步力量。當年的台灣出版物紀錄了這一切，總是叫我們大開眼界。至於香港，新左餘威猶在，「新文化人」正吹著歐陸風，傅柯、羅蘭巴特、阿爾杜塞乃至於後現代主義一股腦地進佔了主流報刊的專欄角落。而在大家都還沒聽過「文化研究」的時候，呂大樂與吳俊雄也開始了他們的普及文化社會學筆記。「青文」就是中港台這三種新勢力的滙流地，去「青文」和「曙光」打書釘，簡直是進步知識份子的身份標識。後來的事，大家都知道。「六四」結束了十年的中國新啓蒙運動，陳水扁束縛了台灣的民間力量。香港？「新文化人」差不多都轉行了，曾經是華文世界第一本傅柯專論作者的邵國華跑去辦了一份雜誌，叫做《Yes》。

還有我們的文人出版。「青文」人不多的時候，羅志華就在收銀機旁編書校對。他出版了陳雲回港後第一本專欄文集，出版了游靜、陳冠中、丘世文、羅貴祥……，叢書的名字很有氣魄：「文化視野」。每次見他，他都說「最近實在太忙了」。如此細小的生意，小到我不知該不該叫它做生意，究竟有甚麼好忙的呢？可是看起來他又真的很忙，永遠坐在收銀機旁吃飯盒，一副動彈不得的模樣。只有一次，他問我有沒有空去樓下吃飯，但那天輪到我忙了，我趕著去錄電視節目，「嗱，我呢啲就叫做忙啦，你估我真係唔駛做呀。」沒想到我竟然如此回答。某天，我看見他正在大量影印些甚麼，竟然是本詩刊──「反正賣不了多少，還不如自己影印，每期出個二三百本，賣完就算。如果還有人要，我就現場再印一份給他」，他說。

太多太多的象徵意義，象徵太多太多的過去與失落。我寧願記住一些具體的個人的事，但又不敢。

「青文」的最後一天，馬家輝來電，叫我去幫忙關門收檔，恰巧我又要錄節目了，去不成。後來再聽見羅志華的消息，是朋友從他的貨倉那裏買來一套書贈我。呀，竟是中國美術史權威高居瀚（James Cahill）的《氣勢撼人》與《隔江山色》中譯本，硬盒精裝，插圖印得比英文原版還精美。我第一次在「青文」看見這套書是八十年代，雖然一見就喜歡，但一個窮中學生又怎買得起呢？只好由它消失。十多年後，它居然神奇地出現在羅志華座位後的櫥子上了，很高很沉……。原來他見無人幫襯，就收了起來，最近才又重新搬回來碰碰運氣。我有錢買，卻又嫌重，遂請他替我留著。留著、留著，我一直沒有去取。

朋友知道我喜歡，在他的貨倉閒逛時看見了就說要買。羅志華告訴他：「這套書我本來要留給梁文道的，也不知道他甚麼時候過來拿。這樣子吧，你就先拿去吧，我立刻再訂」。後來我還怪朋友為甚麼不說穿，省得羅志華再訂，難道我真得去多買一套嗎？

知道羅志華的死訊之後，我努力地抑止自己，要自己別去想那可怕的過程。他是清醒的嗎？是立刻窒息？還是在不得動彈的情況下瞪著眼等待了幾天幾夜？我好怕好怕，我好怕那堆書裏有兩本巨大沉重的《氣勢撼人》與《隔江山色》。羅志華，你真的為我再訂了那兩本書嗎？羅志華，我該甚麼時候過來拿書呢？

後記：

然後，我找出以前的電話本，做一個最近兩年開始越做越多的動作：刪去你的名字與電話（雖然那是早已先効的號碼）。過了兩天，和朋友談起你的事，我認真地對他说：「無事常相見」。原來我們這麼快就走到這個年紀了。

我想你是看不見的了，但就當作為了我自己吧，錄一首策蘭的詩給你：

〈給佛蘭索的墓志銘〉

世界的兩扇門
一直敞開着：
是在黄昏
被你打開
我們聽見他們碰呀撞呀
帶著不可捉摸
總是帶著綠色進入你。

（原刊二ＯＯ八年二月廿四日《蘋果日報》）

oh, shit!

oh, shit!
適然

唉，這男子，都不知道算不算相識。

知道他名字，他從沒問我點稱呼；這日見到「青文羅志華死了」，第一個反應是，oh, shit!

這些年來，我們之間若有對話，一般是，我：唔該。他：要唔要袋？

去青文好少兩手空空離開，當然也不會有大幫襯；一個立了心書可以不買就不買的人，這些年只有兩處地方是不好意思白打書釘的，一是灣仔青文，二是旺角紫蘿蘭。現在，兩處都不在了。

有時幾個月去青文一次，櫃台前對住電腦篤篤篤這人右前方那堆書山，夠我消遣好一陣，可以從底摷到面找齊d過期文學雜誌，這店地方狹小，給客人的空間卻好大，好多時就得一主一客，我拐入曙光後匿o係裡面做乜，掌店的從來不會過來望下。

那時《青文評論》翻生，他攤滿一櫃面在釘裝，那日正好有想說話的心情，付錢時逗他：又玩手作仔？他笑得有點傻。取過一本加入要買的書，差少少便想日行一善告訴他買的是他的勞苦功高，翻開目錄提了兩個熟人名字：你一個人釘到幾時呀？叫XX、YY幫下手啦。他笑到眼睛彎彎：佢地邊得閒丫，有得做就做，有得玩就玩啦。

如果玩得開心，當然是好。

後來有日聽Y說青文要執埋了，會繼續搞出版。當時想起的，是這人言若有憾個樣：有得玩就玩啦。

可事到後來，事到後來……。

也認識許些執迷不悔的人，五官不同，形神卻是相類的。

是的，都是浮游的孤島。各自飄移。

執或不執，自願也好，走著走著偏離本來意願也好，在無始也無終的飄移光年，在我們有限的一生，從這一端到那一處，也無所謂回頭是岸。

都已經，回不去了。

（《THUS AND SO》二ＯＯ八年二月廿三日）

與舊書打滾的日子

與舊書打滾的日子
黃仲鳴


難忘與舊書打滾的年輕歲月。網上圖片

看方寬烈的《香港文壇往事》，其中有述香港舊書業的，盡是他的親身經歷，史料異常豐富，強調「舊書店對文化傳播的功勞」，只嘆自九十年代後開始沒落，「令愛書人不勝唏噓」。當中有齒及在下的，他說：

「在六十年代末洛克道國泰戲院附近都是四層樓的舊房子，因店租廉宜，曾開設好幾家書店像陳湘記、梁福記等……有一天發現對面開了一家舊書店，招牌叫『華人圖書供應社』……是當時編《人物與思想》月刊的鄧文光連同麥釗、盧蒼、黃仲明、黃炳炎合作開這書店，有些出現金，有些把自己藏書拿出來作股本，大家輪流掌書店，支取微薄的薪金。」

這段話有補充的必要，「黃仲明」之名是我讀書時的名字。「華人圖書供應社」是鄧文光先找我商量發起的。當時我在北角賃一小房居住，為了籌備開店，我們兩人四出找書，買回來就堆放在我房間。因資金問題，鄧文光說認識一友黃炳炎，可找來合夥；我說有一小學同學麥釗，為人熱情有責任感，時在中環洋行任後生，可說之加盟。四人相聚，一拍即合，我和鄧文光藏書多，以書作股本，餘二人出些少資金，但仍然不夠，於是商諸《中報週刊》的李金曄先生，獲借七千大元，於是店得以開成。至於盧蒼，則是後來請纓加入，遂成五人書店。至於「輪流掌店，支取微薄薪金」云云，則是有苦自知，經營年多，除了吃之外，幾乎無一文幾毫的薪酬，苦不堪言。

後來五人意見不合，我和麥釗先行退出，餘下三人改店名曰「三友書店」。不旋踵，三人又生矛盾，書店即倒閉，黃炳炎即黃孟甫自行開辦了「波文書店」，坐落皇后大道東一半爿地下商舖。

自脫離「華人」後，我一貧如洗，所藏書籍，亦賣得七七八八，但仍收回一部分珍藏。這些珍藏，卻救了我一命。時當文革，大陸出版凋零，以前的書已成奇貨。在「華人」時，認識一醫學博士，曾交換名片，並云有何好書，可直接交往他的醫務所。於是在飢腸轆轆之時，捧書登門兜售。這位大醫生是藏書家，一套十六冊《紅旗飄飄》，每冊購入只六、七毫子，卻售得五、六十元一本；中國史學會出版的《義和團》、《洋務運動》等，每套售得五、六百元。那段日子，就靠這位大國手的「可憐」和「施捨」得以生活下去。上得他醫務所多了，大醫生不耐煩，說：「你有甚麼好書，全拿來好了，何必每次求售！」

他有所不知，在「華人」時已售出我不少「心血」，難捨難離，如非生活，我又怎忍賣盡我的「心血」？他愛書，我也愛書呀。後來我入了報界，有了正當職業，生活改善，遂絕跡他的醫務所了。

那時，我自封為「會走的舊書店」。除了「慷慨」的大醫生外，還「掌握」了不少客戶。回首前塵，真是血淚斑斑。而為了補充貨源，還四出尋書，踏遍港九舊書店和書攤。最堪一記的，是上海街何老大的舊書店。何老大的店堪稱「奇景」，他收回來的舊書，一捆一捆的，全掉進店內，致積壓成山，要找書嘛，必須「爬山」尋寶，每一次「爬完」，渾身痕癢。他則在店外行人道上，半躺在帆布椅收錢，堪稱怪人，至於店內有何「寶貝」，問之亦瞠然。但在他那裏尋到「寶」，轉售即可圖大利。

與舊書打滾，是我年輕時既辛酸而又淒涼的日子。

（文匯報二Ｏ一二年六月五日）

憶羅志華

憶羅志華
陳雲

去年歲末，仍有利潤的博益出版集團被母公司南華早報勒令結業，作者簽訂的終身書約了無下落，存書則遭下令銷毀，永歿人世。另一邊，年二十八（二月四日），青文書屋出版社的東主羅志華先生卻在狹小貨倉辛勤整理作者存書之際，遭層層書箱壓死，死後十四日（二月十八日）始被鄰居發現。兩相比對，可謂義利立判，榮辱互見焉。

羅志華允文允武，練吳家太極拳，與我算是文人與武俠之交。最後接到羅君電話，是去年九月，我賦閑在家，他說剛從意大利教太極拳謀生回來，說只得到當地朋友接濟食宿，並無工錢，回港後偶爾在親妹家中寄食。親人長貧難顧，他流動電話及電腦上網也註銷了。近年他每次來電，都必先請求鑑諒，寬限他清付兩本書的版權費；我託他出版的兩本書都有盈利，可惜他已動用了所有現金應付書店租金和雜費了。兩年前他不時建議我斥資入股救急，我只是勸他伏藏一段時期，度過難關再算。然後，他又盤算如何度過難關，如向香港藝術發展局申請出版計劃資助，取得現金周轉，向石硤尾藝術村承租單位解決租金困擾，我因官職在身，無法相助，只能聆聽與安慰而已。

大資本與小書商

他的出版生意，並非一時斥資救得了的。老實說，即使我這個無心營商的人，也覺得他並非營商材料，只是視文化出版為終身事業，守住書屋，矢志不渝。香港在高地價政策仍未波及閣樓書店、合併聯營之風尚未吹到出版及書籍銷售的良心事業之前，即使不善營商，只要經營有道及略有名聲，文人學士有閑情逸趣，小書店與小出版社不難維持。以前的香港，今日的台灣，小書商都有生路。羅君出版的書難在聯營的連鎖書店上架，售後結賬緩慢，業主加租逼遷，影印機供應商上告錢債法庭索償，書店現金流斷絕，三餐不繼而要遠赴異鄉教拳為生，生涯苦得像民初戰亂時代的文人，但命運卻是寄託在大資本肆虐的香港盛世。

我始終感激羅君。他見我在《信報》文化版開專欄，批判高中的中國文化課程（〈中國文化唔夠班〉系列），舌戰群儒，便有意將正反言論結集出版。我定書名為《天書Impossible—論香港的中國文化教育》，在二ＯＯＯ年出版。我在《信報》文化版寫的懷舊文章，也是他替我首次結集的，書名《故我猶在—香港山居憶舊》，二ＯＯ三年出版。兩本書的銷路應無大礙，只是我的文章稜角分明，以當年的言論氣氛，要找出版社仗義出版，絕非易事。後來羅志華用人手裝釘方式辦《武藝》雜誌，我也將以前寫少林寺武技史的文章投去，充場面。聽他說，《武藝》出了兩期，廣告與銷路都很暢順，不過後來又因武林恩怨而停辦了（羅常以筆名「吳知」在網上武林論壇與人辯難）。若他向主流靠攏，稍作妥協，略事鑽營，不論是文壇或武林，應可寄生一時。

手作出版，孤絕之志

羅君以手作影印方式，仿效當年的《詩潮》，靠店內僅餘的手提電腦與影印機，出《青文評論》，我投稿支持，後來因他體力不支而停刊。他最輝煌的貢獻，是在一九九五至九六年間，主編《文化視野叢書》，出了不少本地學者的社科論著。然而，他說香港現今的大學生受惡劣的教育潮流波及，講求成本效益，放棄藏書習慣，在圖書館看的多，到書店買的少，叢書不能回本。

大概是二ＯＯ一年，羅君往河南訪學，知我練過陳家太極拳（陳式老架），回來見了我便興致勃勃，說在陳家溝見人打拳，在黃土上跺腳，塵土飛揚，便說陳式老架要人震腳發勁，皆因當地是黃土軟地。換了在城市的水泥硬地，便會把腳跟震傷。他終於為我解了當年學武之謎。二ＯＯ四年在青文書屋取書時見他，驚覺他一身浮腫，容顏莫辨。問是何病，支吾以對，我也不便細問。以羅君的武藝與志氣，若非身患痼疾，營養不足，又要於歲暮苦寒之時，困於蝸居搬動存書，應有武者的警覺，或至少有轉圜反手之力，不會平白遭書箱壓斃。小書商時乖命蹇，在丁亥歲末倒斃書倉而無人援救，過了年夜飯也無親人探詢，應是此地自主文藝出版業者之寫照罷。即願羅君，往生極樂，永離苦海，阿彌陀佛。

（原刊二ＯＯ八年二月廿三日《信報》，《Be kind rewind , 羅志華version》同日轉貼。）

葬身書山的人

葬身書山的人
馬國明

已不記得什麼時候認識羅志華，只記得認識他時他任職三聯書店。我在八八年時擔任青文書屋的董事經理，但我對中文書業的運作卻無甚認識，於是邀請羅志華合作。兩年後青文改組，羅志華出任董事經理，但我們仍維持合作關係。由於我們各自負責的書店都不過是一間一人公司，雖然同屬一間店舖內，但各有各忙，交談的時間不多；不過遇着中文書業出現變化時，他總會主動告訴我。當時經營中文書店，一定要有自己的採購渠道才能替書店搞出特色。一年裏羅志華必定親自跑到台北、上海、北京等地採購，同時為了讓業務多元化，他學懂電腦排版並替多位作者出書，他同時親自負責發行工作，書店因而同時是出版社和貨倉，書本的數量愈來愈多，雜物亦同樣不斷堆積。

羅志華當然不會不知道這種情况對書店的形象不利，他的想法是隨着後九七年代大集團經營的連鎖書店愈開愈多，像他那樣的小本經營根本不能在零售層面上競爭，經營小書店必定要有特色才可望繼續生存。他一方面十分欣賞台灣的誠品書店出版《誠品閱讀》免費供讀者索取，另一方面他估量香港的大書店絕對不會做這種賠本的事；於是聯絡了幾位文化界的朋友以最低廉的成本出版了《青文評論》，如果在零售層面上他無法跟別人競爭，起碼他做了一件連大集團也做不到的事。

後九七的小書店壓力

羅志華從來不以文化人自居，他不曾發表文章，更沒有著書立說。他是一間小書店的經營者，每天總要花個多小時執拾被讀者翻得凌亂的書架，遇着承印商將青文最新出版的書運送到書店時，他更要在原已十分擠塞的書店裏本左搬右疊，務求騰出少許空間容納即將送抵書店的新書。由於青文出版的書從初期的四五種增加到三四十種，書店裏根本無法再騰出空間，他便索性將新出版的書堆在書店內一排陳列中、西哲學書籍的書架前。曾經有讀者因為無法靠近翻閱書架上的哲學書而頗有微言，不少人亦會認為他不擅經營，在旁觀者眼中，青文書屋要改善的地方實在不勝枚舉，旁觀者看不到的是後九七年代小書店經營者的壓力。一向以來在午飯時段總會有二三十人專誠跑上青文書屋翻閱書籍，但自從灣仔地鐵站附近開了一間大集團的連鎖書店後，午飯時段跑上青文書屋的人流即時銳減。後九七年代裏大集團的勢力不斷蠶食各種小本經營，書業亦不例外，主流媒體中關心書的小數通常只是從文化的角度來看待書，鮮會關心書業的具體生態。面對大集團的擴充，小書店的經營者要像動畫裏的英雄，變身為三頭六臂。羅志華明白自己要變身之餘，卻當不成英雄，他不是香港社會向來稱許的商業奇才。他是一名不算成功的書店經營者，但從他的身上卻更能令人們認識書本的真諦。

書香與書臭

香港每年都舉辦不少圍繞書的活動，不少活動更會安排知名人士高談書的意義，但談來談去卻總是說不出一樣十分顯淺的道理，終於要勞動羅志華以他的生命來說出這一顯淺的道理。中文詞彙中有「書香」的講法，但所有小書店的經營者都知道書本一經受潮便會發霉發臭，小書店經營者最頭痛的莫過於如何處理無人問津而積存的書籍，販賣一般商品只要大幅割價便總可以出售手上的貨物，但書籍卻有別於一般商品，即使免費贈予，對方亦不一定領情。積存的書籍其實是小本經營者的血本，由於是小本經營，議價能力十分有限，不可能像大集團那樣將積存的書籍全數退還發行商。堆積在青文書屋的書籍除了是青文剛出版的新書外，更多是那些無人問津的書。壯士斷臂，乾脆把這些書籍當做廢紙送交回收商可能是更明智之舉，但羅志華卻總是抱着希望有朝一日積存的書籍會賣出，他從來沒有埋怨天天要為這些書籍左堆右搬。印刷的書籍已是五百至一千年前的科技的產物，書本又十分笨重，幾十本書加起來的重量更高於常人的體重，這是與書有關的一點十分顯淺的道理，小書店的經營者每天都在重溫這一點顯淺的道理，將書籍高舉為文化化身的人卻不一定明白這點顯淺的道理，但他們已再沒有藉口掩飾他們的無知，對書並不熱情的香港社會卻出現了一位葬身書山裏的羅志華。他的死不是黑色幽默，他或許只是香港這個大城市裏的小人物，但正如一條鎖鏈中最弱的一環才是最具決定性，小人物的遭遇才是整個社會最真確的寫照。只有對書不熱情的社會才會由得書籍在貨倉裏積存發霉發臭，最後更活生生將一個好端端的人埋葬；被人們高舉為文化化身的書籍在香港這個社會裏居然成為殺人兇手，香港社會不是很有問題嗎？曾局長、曾司長、曾特首，你們可曾留意到問題？

我的淘書史

我的淘書史
許定銘

很多朋友見我一屋舊書，大都驚訝地問：你怎樣找到那麼多比你還老的舊書？這總會勾起我一段陳年的舊事：我1960年代初涉足文壇，先是叩現代詩與現代文學的大門。那時候，我們一羣小伙子，讀的是《創世紀》、《現代文學》、《好望角》、《文藝》……參加的是現代文學文社，寫的是風格獨特，形式創新的現代詩和散文，買的、藏的，自然都是這類書。當年的現代風以台灣為主流，想買前衛文學的書，就只有旺角的友聯書店。後來《文藝》月刊在丁平的策劃下，也訂過不少放在出版社內賣給現代文學發燒友。雖然當年買台版前衛書困難重重，難得的是我樂此不疲，事隔四十年，書房裏還藏了幾排這種舊書：大業版司馬中原的《靈語》﹙1964﹚、朱西寧的《狼》﹙1963﹚、張默編的《六十年代詩選》，不同開度的《創世紀》……看來現在還藏有這些書的人一定不多。

當年我不喜歡讀中國三十年代作家的作品，是覺得他們太傳統、太老套，但，何以後來我卻專門收藏三十年代作品呢？第一個影響我的是古蒼梧。他對我說：「定銘，你愛現代文學，三十年代作家很多不用看，但不能錯過施蟄存！」於是我到坊間找了本《善女人行品》，一翻之下不能釋手。後來又讀了端木蕻良，才知道現代文學不是六十年代的台灣專利品，三十年代的中國早已有能手了。這是引起我搜集三十年代舊書的原動力。

我的淘書史起步甚遲，大概是六十年代中後期吧，最初只知道去奶路臣街，當年還有域多利戲院和德仁書院，附近的舊書店有復興、精神和遠東，其實也沒甚麼可買的，倒是德仁書院門口有檔地攤，間中可用三兩塊買到心頭好，可惜它不常開檔，常要碰彩。後來才知道九龍城聯合道那間記不起名的舊書店，然後是洗衣街的新亞，西洋菜街的實用，廟街大李和小李的半邊鋪和街邊檔，再過去是中環的神州，荷里活道的康記，天樂里的德記，軒尼詩道的三益和陶齋……啊，還有全九龍搬來搬去的何老大的「書山」，那年代的舊書店一口氣數不完。

此中最有趣的是何老大的「書山」。何老大是個胖老頭，當年已有六十開外，有人說他解放前當過國民大會代表，故此也有人叫他「國大代」的。何老大到香港後無事可幹，賣起舊書來。他的做法是買「舊倉」，原來當時新界有很多封了幾十年的舊貨倉，那是過去大書店的貨倉，藏了不少斷市多年的舊貨。也不知何老大用的是甚麼辦法，把舊倉的貨買到手，幾十本一扎，幾十本一扎的用繩扎好運走。然後到市區旺地，租個空置的舊鋪，不必裝修，一扎扎的舊書胡亂丟到鋪內堆書山。

他的店，一眼望過去，是座十呎八呎高的小山崗。何老大搬張櫈坐在門口，他通常只把店最外的一二十平方呎之地的書扎解開，供你選擇。未解開的，一定要整扎買，不理是甚麼，從不散賣。人客到來買書，何老大永遠是半睡不醒，帶醉的搖晃着，瞥一瞥你的書，胡亂開個價，絕不討價還價。你最好買，不買，他會低聲嘀咕，不知是否在咒罵你，然後把你選的書一手扔回書山，不再睬你。可幸他的書便宜極了，一般只賣「五毫」，最貴也只是一兩塊。印象最深刻的，是五毫可買到一本柔石的《希望》﹙上海：商務，1933﹚，我買了十來本送朋友。跟他混熟了，何老大准我爬他的書山，那可樂透了，爬上去把書一扎扎的提起來看。因為不准拆繩，書又不是依書脊對齊的，看的時候得把那扎書翻來轉去，其實也很辛苦。就這樣也得過不少好書，不過，「買豬肉搭豬骨」的情況很嚴重，某次一扎四五十本的書裏，就只藏了一本我要的誼社編的《第一年》﹙上海：未名書屋，1938﹚，其餘的都是普通貨式，四五十本書的買入價，就是為了要買一本，也算是收穫不錯，那得要看你買到了甚麼。

大李小李兄弟倆在廟街開檔，小李的是半邊鋪，他的書不少，九成是黃色書刊，然而，在這些東西內也會發現賣五毫的艾青的《詩論》。不過，站在他的店內看書，心理負擔很重，怕遇到學生，讓他們誤會老師來買鹹書。大李晚上在地攤擺檔，賣的多是普通貨式，但間中也有些五六十年代的港版舊文學書，是其他地方買不到的。

買舊書的行家最常去的，是荷里活道的康記和灣仔的三益。

康記是間百來呎的小店，賣的主要是嚒囉街式古董，他的書便宜且轉流得很快，因有不少行家是日日到，一般是大批用橙盒買的。賣剩的，他會很快搬到對面二樓的貨倉，他的貨倉約一千呎左右，雖然也是亂擺，但比何老大的書山整齊得多。康記熟客多，個個識貨，流到貨倉的，肯定已是二三流貨式。那貨倉我也去過一次，無收穫，應酬式的買一兩扎。

我說康記書便宜，舉過例：五十年代國內版的《文藝報》，原價好像是二角，當時他賣三至五元，若轉手到其他識貨的舊書店要八至十五元，做外埠圖書館生意書店的報價，一般是十五元﹙美鈔﹚，價錢差距驚人。至於單本進貨，端木蕻良的《大地的海》，我只花了十元，其他書店未見過，估計也值三十塊。雖然人人搶着入貨，但康記依然經常有貨到，因他鋪地處的中上環發展迅速，拆舊樓一向是舊書的主要來源哩。

三益是本港的老牌舊書店，戰前已開業，據說葉靈鳳三十至五十年代都是他們的常客。店主老蕭為人隨和，見人總堆滿笑臉，我由六十年代初背着書包去他店裏打書釘，一逛三十多年。九十年代中，老蕭移居紐約，他的侄兒在多倫多也掛起三益的招牌賣舊書，距我家七十公里，我還是每月驅車前往逛兩三趟。

逛三益三十餘年，我大部分藏書來自此店，起先是三幾本的買，後來老蕭知道我要的是甚麼，總替我留起，價錢自然貴得多了。六七十年代我住在九龍，康記和三益都在港島，一周只能過海一兩次，很多時都會「走寶」。到七十年代末，我在灣仔開書店，三益就在馬路的另一邊，距離不足一百米，我每日去兩次，大有「斬獲」，曾試過一次買入六十多本三十年代絕版文學書，興奮得幾晚睡不着。

到普通的舊書店買書，如何老大、大李、小李之流，他們不會計書的價值，只按書的厚薄要價，碰到好書，往往廉價即可買到。但到賣慣古董的康記和三益，他們會鑑貌辨色，因人定價。他心裏會想：你是識貨之人，選的一定是好東西，錯不了！有時想買些普通的書，往往會讓他們的漫天叫價，弄得啼笑皆非。師傅教落，對付這些店主，你要胡亂選一批貨，最好包含各種不同的書，讓他摸不着你的心頭好，而且書多了，銀碼漲到一定的數目（他心裏想你買的數目），他便會讓步，不再「斬你」。那一定的銀碼，原本只可買三幾本心頭好的，便變成買了幾十本書。至於多出來的書，你得自己想辦法，一是轉賣出去，一是像我一樣，也開間舊書店玩玩。

最怕是跟有學識的人買書，他們對絕版書瞭如指掌，不單知道你要甚麼書，還清楚你付得出多少。詩人柳木下晚年以賣舊書過活，他每天總提一個布包去逛舊書店，買到了好書，會因應各愛書人的需要來訪，他賣給我的好書不少，如鷗外鷗的《鷗外詩集》﹙桂林：新大地，1933﹚、冀汸的《走夜路的人》﹙上海：作家書屋，1951﹚、杭約赫《復活的土地》，都是一流一的好書，但價錢卻很昂貴。那是七十年代初的事，記憶中這些書都是每本一百塊，告訴你，當年我在旺角供一層樓，每月也不過只供四百哩！

另一個對絕版書有深入認識的，是新亞書店的蘇賡哲，他是個高明的獵手，每天都逛齊港九兩地的舊書店進貨。黃昏時分，愛書人總愛齊集到他那半邊鋪等他回來。這羣人中，差不多日日出現的，是實用書局的龍先生，黃俊東和我，間中加入的是黃韶生（他是《中國學生周報》的末代老總）、匯文閣的老黃和神州的歐陽。每天傍晚，蘇兄總不叫大家失望，一定會抽着一兩扎書回來。龍先生是大買家，又是前輩，我們自然讓他先選，然後各取所需，非常融洽。有時我到遲了，以為新到的舊書叫人買光了，正懊惱之際，長袖善舞的蘇兄會忽地變法術般從枱底掏出幾本書來，大都是我渴望得到的文學書。蘇兄的可敬之處是不會因客人特別愛書而胡亂開價，尤其文學書，最貴的都不會超過三十，若是港版書，取價更低。他的宗旨是薄利多銷，故此，大部分好書未上架已賣完了。

除了經常性的到舊書店買書，也有突發性約買的。某次接到北角一個專買舊書的「收買佬」底電話，說他買進了一批德明學校圖書館的書，問我要不要看。德明是幾十年的老校，它的圖書館也困過我一段時日，自然知道它藏書的豐富。可是，當我趕到他那裏，已經讓人捷足先登，沒剩下甚麼了。無聊的隨意亂翻，居然叫我發現一本叫《時代批評》的雜誌裏，連載了蕭紅的《馬伯樂》，回去研究一番，那竟然是未出單行本的《馬伯樂》第二部。更令我高興的，在同一種雜誌內，刊齊了端木蕻良的《科爾沁前史》，這種意外的收穫，對藏書家來說，簡直像中了頭獎。

另一次是澳鬥來了電話，一個當地的行家說在待拆的花園洋房裏，發現了一批民國版舊書。我中午一放學立即趕過去，在他的引領下，造訪了那座斷垣殘壁的老房子，迅速翻閱一批塵封數十年，且殘缺不全的老書。儘管如此，一個下午我還是買了好幾扎書，像回鄉客似的又拖又拉乘的士去碼頭，搬得上氣不接下氣。人家個個抽着花生糖、豬油糕等手信，我卻吃力地攬着那幾扎塵封的舊書，人人側目避開，視我如「傻佬」，但我內心的喜悅，又豈是他們能領畧的！

這裏所說的淘書苦樂，全是六七十年代的舊事，八十年代國內改革開放，很多三十年代的書都重印了，大量國內書湧港，人人搶着買新書，買舊書的事一下子淡下來，說也奇怪，那些民國版的舊書也不知躲到那裏，忽地很少在舊書店裏出現了。

滄海桑田，世事多變，如今舊書店早已變了，三益結業，新亞蘇移居加拿大，康記長賣古董，其他舊書店多已消失，只剩下中環獨市的神州，至於還能否買到好書，得看閣下的書緣了！

──2003年9月

見許定銘的《愛書人手記》（香港天地圖書，2008）

臉書回應摘錄

周保松：好看。珍貴的回憶。

崑南：一切俱往矣！何老大的書山店鯖，當年幫襯過好幾次。每次他爬上書山找書，真替他擔心，書山一傾，不得了。書有時找到，有時找不到。何老大好識書，罕見的版本一點也不平。他那沙啞的聲線，仍留在我耳際。

青文書屋：倒行的歷史

青文書屋：倒行的歷史
馬國明

守着一間書店，在灣仔

對老闆羅志華來說，青文書屋並未結束，結束的是青文在灣仔的一段歲月。不敢肯定青文在灣仔開業的年份是1982還是83，但清楚記得晚至87、88年的時候，青文所在的大廈門前排開一列大牌檔，賣粥、賣麵和賣咖啡、奶茶、三文治，由一羣大學生創辦的書屋其實植根於香港的地道飲食文化。……青文在灣仔的歲月原是一個氣味濃郁令人垂涎欲滴的城市，但刻下的香港，人們在鬧市裏行走時，紛紛要掩着鼻子。

當然大牌檔很快便被清拆，但檔主們都能在原有的街道找到合適的店舖繼續經營。大牌檔剛清拆後，走上書屋的顧客都紛紛表示出入方便了。但大牌檔原本佔用的地方立即被一輛又一輛非法或合法停泊的車輛填個滿，雖然車輛不至泊上行人路，但香港的車主或司機習慣停車不熄匙，一架架停在路邊的車輛不停噴出廢氣。相信沒有人會想到原來大牌檔除了建立香港的地道飲食文化之外，更有助減少空氣污染。

書香

由於青文附近當年分別有國泰和京都等戲院，即使大牌檔被清拆，但只要打開窗戶便可聞到下面傳上來的香味，印象深刻的首推焙烘魷魚時釋出的香味，繼而是臭豆腐的獨特氣味。牛雜的香味則十分微弱，但聽到剪牛雜的剪刀噹噹的響過不停，牛雜的香味亦好像隨聲而至。那些長年到書屋打書釘的顧客很可能是不自覺地戀上這種圖書館永遠不能提供的迷人氣味，他們口中必定會有人坐得久了，放下書本，走到街上，吃串牛雜，買杯奶茶，再坐下看書。

好景不常，國泰戲院要拆卸重建，在路邊焙烘魷魚的情景成為絕響，其他的流動熱食小販亦很快絕跡，因為敵不過日益壯大的小販管理隊。但一個賣水果的小販卻居然成功堅守陣地，繼續在青文所在的大廈門前賣橙、賣蘋果。她是個健碩的中年婦人，像所有賣水果的小販一樣，她原本擁有一部形狀有如向日葵的手推車，橙和蘋果放在葵花上，葵花下面是個用來擺放存貨的空箱，箱子下面裝上四個輪，「走鬼」時，推着走便是了。從來沒有人知道亦好像沒有人關心這種集窗櫃、儲物和「走鬼」於一身的地道設計出自哪一位名家的手筆。當年賣水果的中年婦人推着這樣的手推車便足以屹立在灣仔街道的一隅，坐在三樓的的書屋裏，即使窗子緊閉，亦會斷斷續續地聽到婦人和貨車司機對罵，司機罵婦人擋着去路，婦人則回敬，「你大我哎！」不知底蘊的人會認為婦人是不折不扣的一介刁民，明明阻着人家的去路仍口出惡言。但從路邊討飯吃的人的角度而言，在路邊擺賣，日曬雨淋，更要被小販管理隊的人員當賊人般追捕，簡直毫無尊嚴。這樣看來，婦人跟司機對罵無非是要爭回一點尊嚴。青文在灣仔的歲月見證的除了是一群文藝青年醉心文學的佳話，更見了無牌小販這樣受盡社會踐踏的人奮力維護一己的尊嚴。

見證尊嚴生活的絕跡

但設計得更巧妙的手推車最終還是敵不過小販管理隊的圍捕，最要命的是號稱法治的香港竟然在法律上容許政府充公小販們的財物。中年婦人推着手推車在灣仔街頭縱橫馳騁，被捕和充公財物的次數必定數以百計。即使婦人依舊強悍，毫不退縮，但向日葵一樣的手推車已不堪一次又一次的被充公、被銷。繼焙烘魷魚的情景在灣仔街頭絕跡之後，向日葵手推車亦在灣仔成了絕響。婦人亦索性改變策略，放棄堅守街頭的陣地，隨便把一兩箱水果擱在青文所在的大廈入口之處，繼續其水果買賣的小生意。大廈的住客和青文的顧客都似乎不介意婦人的存在。由街口退守到大廈的入口，生意當然受影響，但起碼小販管理隊沒有她的辦法，貨車司機亦不再是重拾自尊的聲討對象。如此這般，婦人總算過了幾年安穩的日子，直至屋宇署勒令大廈的業主維修大廈。工程進行期間，婦人雖然照常營業，但塵土飛揚的環境對生意當然不利。終於等到工程完成，大廈煥然一新，這時候的大廈業主再容不下婦人佔據入口一角擺賣，婦人從此在灣仔的街頭消失了。

非要退守不可？

青文在灣仔這段日子裏，灣仔自然出現重大的變遷。灣仔北的會議展覽中心完成擴建，灣仔的舊區，重建項目一項緊接一項的登場，連青文所在的下一條街茂羅街亦即將重建，並會將個別樓宇保留，改造為文化村。灣仔的海旁更會大變身，發展為五個特色主題的區域。在這樣一個美麗新世界的倒影底下，婦人的故事更顯微不足道，但青文遷離灣仔正好像當年婦人失去向日葵手推車，從當眼的街口退守至不當眼的大廈入口掙扎求存。青文在灣仔的一段歲月裏，香港的高官們，由從來不提文化變成把文化藝術掛在口邊，誰不知當年的文藝青年各自籌集一千幾百的資金辦書屋的社會條件已像大牌檔和流動小販一樣消失於無形。青文在灣仔的歲月原是一個氣味濃郁令人垂涎欲滴的城市，但刻下的香港，人們在鬧市裏行走時，紛紛要掩着鼻子。一間書屋的結業，總會有某些具體的原因，但社會的大氣候就如拿着指揮棒的指揮一樣，絕不是虛張聲勢。青文以至同期的二樓書屋或許微不足道，但這些書屋健在的歲月裏，社會的氣味以致氣候明顯與今時今日不同。青文在灣仔的這段歲月裏，社會出現重大轉變，高官們日日夜夜提醒人們要適應轉變，要追上時代。問題真的只是適應嗎？我們不可以召回那段令我們回味，令我感到活得有價值的歲月嗎？我們不能重新讓向日葵手推車和那個健碩強悍的婦人重現灣仔的街頭嗎？

（原刊明報世紀版二ＯＯ六年十月五日，轉載自《Be kind rewind , 羅志華version》二ＯＯ八年二月廿一日）

讀者回應（見《Be kind rewind , 羅志華version》）

043：第一次上青文是在1989年，向來住在新界的我，就只有讀大學的三年曾寄居港島，青文和影藝都是我喜歡的地方，兩個當年頗富朝氣之處，如今已不在了。畢業後有時路經灣仔，總會常起青文和影藝，看電影比較花時間，不一定負擔得來，青文卻幾乎是我必到的地方。

我在青文遇到過村上春樹、昆德拉、馬奎斯、楊絳、余光中、鄭愁予、戴望舒…，上二樓書店不只是為買書，更是為了認識不同的作品，誇張點說，上青文就好像信徒朝聖一樣，是我充電的地方，不知羅先生有否察覺，他是很多人書海中的導師。

素來不認得人，羅先生和馬先生是我唯一認得的書店老闆，羅先生從不計較顧客打書釘而不買書，原因大概不是甚麼營銷手法吧。有一次我在青文目擊他和一位顧客爭執，為的是那位顧客弄皺了書，說來奇怪，先自始以後我反而更敬重這火氣和中氣十足的老闆。

青文的結束對我來說是難以彌補的損失，和結業了的影藝一樣象徵了我逝去的年輕時代，容不下青文的社會是甚麼樣的社會？容不下羅先生的世界是甚麼樣的世界？

書蟲的形狀

書蟲的形狀
陳智德

「我可能在同一點上留得太久，生了青苔。」
──陳冠中《什麼都沒有發生》

這書店竟有三兩角落，與近二十年前我初踏足此處時無大改易，那書種，那排列，那層架的顏色，以至一些書名，我以為它仍會繼續如此延續下去，原來錯了，它很快，可能幾天之內就會消失。這城市已有太多舊物等待被毀，單純的懷舊更顯徒勞。懷舊有時作為針對當下現實的反抗，有時只是一種個人的沉溺，尤其當舊物的外殼剝落了壁燼，露出那已經鏽蝕不堪的記憶。

最初是因為參加青年文學獎的徵文，再從他們的刊物上知道青文書屋的名字。聽說青文與文獎有很深淵源，店名根本就是青年文學獎的簡稱。一九九六年與一起搞詩刊的朋友訪問陳錦昌、張楚勇，又邀請幾位早期的文獎幹事舉行青年文學獎回顧座談，再次引證了這點。青文書屋在一九八一年開業，我則在一九八八年間開始涉足該處，那時灣仔還有三益、森記等書店。

八十年代的二樓書店除了售書，也承擔散播文化消息的功用，旺角的田園和南山每多星期日電影籌款廣告，有時還代售門卷；青文書屋則好像特別多劇場表演海報，如進念、沙磚上、致群劇社等等的演出或相關座談消息，都是逛青文而得知。全盛時期那狹長樓梯的兩旁都貼滿各種演出和講座的海報，書店門前擺放單張的層架則擺放至今，九十年代前半葉湧現多種小型獨立文化刊物，它們大多在書店及表演場地免費派發，如《病房》、《工作室》、《女風．流》、《前線》、《越界》，在旺角未必找到，卻總能在青文一次覓齊。

除了一般文史哲，青文也特多冷門書種，別家書店不賣的他們都有，如台灣唐山書局的「戰爭機器」叢書。共用同一單位的曙光圖書也提供挑選過的英語人文社科書。因著當中的特殊書種，曾幾何時，青文與曙光不單買書者眾，盜書者也多，有段時期規定顧客進門後須放下背包於靠近入口的架上；然而這樣也遏止不了失書，聽說有盜書者專以英文社科書為目標，用裡應外合手法，一人在店內挑選獵物後拋出窗外，另一人在街上接應。

香港九七年以前的遊行多以新華社為終站，青文也成了遊行者的聚腳點。回歸之後，特別在二千年代，青文的讀者確實驟降，原因是否與遊行路線改變有關，還有待日後的研究。今日的青文像一家一人運作的出版社兼貨倉，多於一家書店。八十年代的青文已搞出版，手頭上有陳耀成《夢存集》（1987）、邵國華《解構邵國華》（1987）、《第十四屆青年文學獎文集》（1989）、羅貴祥《大眾文化與香港》（1990）、章嘉雯（即呂大樂）《攜改錯液赴考的一代》（1990）幾本，大多是薄薄的一百五十頁左右的書。

約九十年代中期，改組後的青文出版了《香港文學書目》，稍後再有「文化視野叢書」，陸續出版了十多種，最初以其風格獨具的裝幀設計，在各大書店顯得矚目，可惜後來蹤跡漸渺，最後幾乎僅見於青文自己的店裡，且從地面堆疊至腰間，但有好幾種明明在大專圖書館裡一再被輪候預約，學生至學期終結也無法得閱那參考書單中的書，他們從未聽聞世上有青文，不過知道又如何？這是二千年代，他們寧願到圖書館輪候預約，也無意跑到灣仔尋訪我們傳說中的青文。

昔日上青文為得悉文化資訊，今日上青文是為懷舊。書店面向入口的一列擺放中外文學至電影、藝術和文化研究書的層架，其擺書的次序以至部份書籍及其位置，竟與我一九八八年初訪時無異，許多新書已成舊書以至「藏書」，連圖書館也未必有，像八十年代一些標價人民幣0.52或0.81元的書，仍放在書架上。八十年代的二樓書店對簡體字書曾以人民幣定價乘以十發售，後來乘六、乘四，這歷史全都放在青文的那一列書架上，像一座無人的博物館無聲展示著。

昔日上青文為訪求別處所無之書，今日上青文仍見大量別處所無之書，最大宗就是前述的「文化視野叢書」，一系列幾乎都齊全了，此外也有多種早已絕跡於其他書店的文學書和雜誌，如智瘋的手製鐵匣包裝詩集《停屍間》、梁秉鈞第一本詩集《雷聲與蟬鳴》、八十年代明信片形式出版的詩刊《秋螢》全套，台北正中書局版《徐訏全集》，以至大量過期的《聯合文學》、《香港文學》、《詩潮》、《青文評論》等等，還有許多許多，它們一方面治療我不可救藥的陳氏綜合強迫性懷舊症，另方面也組成了香港唯一由書籍自己擔任義務導賞員的冷門文學出版暨發行史主題博物館。

無論來自外力或內部，對於舊物的摧毀，大多時候連看最後一眼的機會也無。有關青文的回憶還有許多，但再多寫也俱屬自我沉溺，懷舊確然是病，但可讓物件自我展示其歷史的機會也無多。我最後在書叢中瞥見一書向我喊話，暗啞的聲音聽不分明，微動咀角隱見話語的形狀，彷彿只見煙，卻無焰。撥開遮蔽物，我看清了書名：那是「文化視野叢書」裡的陳冠中《什麼都沒有發生》。 　　　 　　　　

（原刊二ＯＯ六年九月四日《成報》）

我的舊書生涯點滴

我的舊書生涯點滴
許定銘

我在上世紀70-90年代斷斷續續的開了20年，每日只營業5小時（下午2時至7時）的「半日」書店。你會奇怪的問：書店怎麼只開半日？開半日的書店能維持嗎？

我坦白的告訴你，這樣的書店肯定不能賺錢，只要不賠大本，已是萬幸了。不賺錢的生意，只有傻子才會幹。對啦，我就是那位傻子，而且一傻20年，你想聽聽為甚麼我傻得那麼可愛嗎？

自升上中學培養了閱讀與寫作的興趣後，我開始愛書、買書、藏書。由於環境不好，我在家所佔的空間只有一張和弟妹們共用的寫字枱和下格單人牀。我的第一個書架，就是從這張單人牀靠牆那邊騰出半尺蓋出來的。每晚靠書架半躺牀上，憑着牀頭燈陶醉至深夜而自得其樂。每有所得或靈感偶至，即翻身下牀靠着牀頭的寫字枱埋頭苦幹。可半夜裏經常從夢中驚醒，以為書架塌下來壓斷了腳，冒一身冷汗。幾年中學就在這既愛且驚中如煙消逝。

隨着時間的流逝，我的藏書愈來愈多，書架也由小小的幾格變成一排排「頂天立地」的「書架牆」。這些書中，部分是溺愛至終生收藏的，但更多的是因興趣轉變而受冷落的，或是不知如何買入的，堆得一屋滿滿的，卻又捨不得丟棄。最後終於變成了半個書商，把愛書的友人，或友人的友人招呼到家中買書，實行「以書養書」。然而，愛書這「壞習慣」一直改不了，最終是開了間書店，才能把部分書掃出家門。

愛書是壞習慣，開書店則是「破費」的娛樂。賣書的收入只夠雜項支出，絕對不足以交租及請夥計，每個月賠出去的，只好當娛樂費了。我的本職是位半日制的教師，下午不用上課，每天放學後，便匆匆買了飯盒，趕回去看我的「半日書店」。

我開書店來解決家中書海氾濫，但愛書人們另有他法：80年代開始，本港很多工業北移，工廠大廈空置量激增，一些比我更愛書的朋友看準這個形勢，投資買下千餘呎的單位，設計成私人圖書館，配上音響設備，工餘陶醉在私人的天地裏，一來作投資待樓價升，二來又可滿足個人的愛書欲，何樂不為？

其時北角鬧市有一個大跌價的商場，地庫一百呎的單位才二三萬塊，有愛書人買了單位，裝修成書房，日日放工待在那兒，啃書數小時才回家，比起新界的工廠大廈地方小得多，卻交通方便，隨時可去哩！

這兩種「愛書投資」有幸有不幸，工廠大廈樓價至今未翻身，商場地庫早已賺錢他去了。

我開書店20年，除了坐擁書城，親手觸摸不少新舊版、絕版好書的樂趣外，還見盡人生百態，結交了不少文人、學者及愛書人。樂趣也好，辛酸也好，決不是一時三刻所能盡道，且讓我慢慢細說。

天天下午進來「歎冷氣」、「打書釘」，比我還準時，卻三年也不花分毫買書的孤寒愛書人；邊看書，邊鳴咽至眼淚直流的文藝仕女；西裝筆挺，經常跟你打招呼，作老友狀的偷書賊；對着你拉開褲鏈，伸手進底褲內袋去掏出錢來的老人家；見到線裝書兩眼發光的老儒生……都不算甚麼，最有趣、最少人知的，是買舊書的進貨故事。

我的書店兼營舊書，甚至可以說是以舊書為主。舊書沒有固定的貨源，也沒有批發商，一般賣高水準舊書的書店老闆多是有識之士，他們每日均會到港九兩地的舊書店進貨，買進他們認為有商業價值及學術水準的舊書，然後再標個新價出售。愛書人們只要跑得勤，這些舊書店總能滿足所需。

至於普通的舊書店，則靠附近居民日常丟到樓梯底或後巷去，由垃圾婆手上收回來的，大多是門口可售出的暢銷二手書，精品甚少。一般要等拆舊樓，讀書人移民或老學者去世，才會有大批收入，哄動一番。

在我的書業生涯中，自然有過不少上門收書的經驗：

某次，有個中年讀書人告訴我他有一房間的書要賣。隨他回去，那是深水埗一層舊樓的中間房，沒窗戶約60方呎的小房間裏，書架、書枱、地面上到處都是書。中年人告訴我，這是他的書房，而他就睡在房門外走廊處的碌架牀上。最近得了個博士學位，在外地的大學找到了教席，打算把書賣掉，到外地上任去。

我心裏明白：真有學識的學者，好書一定不肯賣；即使博士學位是混回來的，好歹也翻過不少書，自然差不到那裏。大家便討價還價一番，然後叫客貨車運了回來。整整一車書，全是古典文學和歷史的，店裏擠得滿滿的，我自己一本也用不着。

又一次，一個二十餘歲的年輕人，帶我到尖沙咀他租住的小房間去買他的書。進小房去，只見牆邊有個約3x6呎的小書架，心裏正嘀咕：這麼少書害我跑一趟。忽見他竟拆起牀來，哎唷，原來他的那張牀板是用一盒盒書架起來的！年輕人告訴我，他自少便是條書蟲，時常都覺得不夠時間看書，經常是工作了一段時間，儲了生活費，便辭去工作，「專心看書」。當時他已辭工半年，書也讀得差不多了，要把書賣掉，再投身工作。

我自己也很愛書，但從沒想過要辭掉工作，用全副精神去看書，不知他是幹哪種專業的？後來我翻了翻他的書，真想不到，竟全是推理小說和翻譯的世界名著。再追問下去，原來他不是甚麼專家學者，只不過是個餐廳侍應，閱讀完全是個人嗜好，如此愛書人，奇哉怪也！

另一次是個搞戲劇的文藝前輩要賣書，心裏想：總有些好東西吧。去到約定之處，是上環一條橫街的小店，得攀一條陡直的店內木梯上閣樓去。老人家看去總有80開外，滿頭花發以外，走路顫巍巍的，要靠一枝拐杖支撐。難得老人家行動那麼不方便，還跑來賣書，叫我很感動。豈料爬上閣樓一看，不是甚麼寶物，是一大批自學英語，或縮本文學名著之類，給高小、初中生自修的讀物，和我需要供專家學者用的參考資料，相去何止十萬八千里。正不知如何向老前輩解釋之際，原本站得好好的老人家，突然直挺挺一塊板似的向前僕倒，不省人事，嚇得我立即叫救護車送他進院。事後乖乖奉上書款，還得雇人處理了那批舊書。

買舊書很多時收到的，都不是我個人熱愛、想收藏的書。比如上述前兩次買到書的那種喜悅，只是進到好貨，估計能賺進多少的喜悅，遠不如買到心頭好的興奮。

當年灣仔的三益，是我進新文學絕版書的好地方，我的書店就開在馬路的另一面，每天開了店，三點鐘去一趟，沒甚麼好買的，五、六點再去一次。三益每次買回來的新貨，總是隨意的堆在地上。想買好書，你得蹲下去慢慢尋，到擺上架的，已是不知經過多少人翻過挑剩的了。故此，跑舊書店一定要跑得勤，還得要講書緣。三益的老蕭知道我專收新文學，每次總會留下些少給我，但當年也不單我一個人在收，書又少，「順得哥情失嫂意」之下，留無可留，更將書價愈扯愈高，一般都要賣到三、五十塊，但每次最多只能買到一兩本，已非常高興。

某次到三益，見地上滿是一紮紮書，看來才剛放下。我第一個看，才拆了兩紮，已興奮得手也顫了，老天，全是二三十年代的新文學書，有十幾本張資平、幾本蔣光慈、王統照、駱賓基、丁玲……老蕭見我雙目發光、手震震，早已掩着口笑了。那次我買了幾千塊，花了書店個半月租，買了六七十本絕版新文學書，是我收書40多年來最大的收穫。

舊書行中還有一種「買倉」的貨源。

很多歷史悠久的大書店，都需要貨倉存貨。如今工廠大廈林立，貨倉多的是，但幾十年前的書業貨倉，多是新界地方的鐵皮屋，或因闢地發展，或因主事者轉業，往往會將一些鎖起幾十年的書倉，廉價售與舊書業者。舊書業者打開這些貨倉，或會發現一批批幾十本，或幾百本相同的，若干年前在市面上見過的舊版新書；又或者一紮紮，也不知何時入倉而本本不同的蟲蛀舊書。業者一是租個待拆殘鋪，把書隨意丟在那裏賣「夜冷」，此中以何老大的「書山」最出名；一是租層樓，把書堆得一屋都是，然後請其它的舊書店老闆去入貨。

當時我經常去的一間在黃埔，另一間在北角渣華道，他們賣的多是一些存了多年的港版倉底貨新書。不知何故某次北角渣華道的那間，竟然買進了一批圖書館舊書，可恨我去得遲，好書早叫人買去了。為了報答主人的拳拳盛意，應酬式買了些40年代本港雜誌──周鯨文編的《時代批評》，想不到誤發中的，竟發現了蕭紅《馬伯樂》的第二部和端木蕻良的《科爾沁前史》。

買舊書之事，隨緣而不可強求！

──2004年9月

2004年10月刊於香港《作家》月刊

（轉貼自天涯論壇二ＯＯ七年八月十八日）

「二樓」書店

「二樓」書店
許定銘

老編約寫有關「二樓」書店的文章，勾起不少回憶，前塵往事湧上心頭，害我一夜沒睡好。

跟大家談「二樓」書店之前，我想先談「二樓書店」這個稱號。如果單從字面上去解釋，是：開在二樓的書店。不過，從近年讀有關「二樓書店」的文章看，大家似乎把但凡在樓上經營，不管它是「二樓」，還是「二十樓」，只要是小本經營，賣書打折，對讀者有利的「樓上」書店，均稱之為「二樓書店」。 不過，我認為這樣的劃分，還是不夠全面，因為有不少「小本經營，賣書打折」的書店，像「波文」卻是開在地面鋪的；況且，有些「二樓」書店則是本錢豐厚，鋪面逾千呎的大店，「南天」便是。至於怎樣定名，留待專家們慢慢討論，本文僅就個人經歷，談談一些一九六Ｏ至八Ｏ年代較少人知道的「樓上」書店。

「樓上」書店的最大特色是無論何時何刻都打折扣，以歷史最悠久的上海印書館為例，老行尊告訴我，這間出現於一九六Ｏ年代初，位於中環租庇利街與干諾道中交界的二樓書店店主姓錢，他是第一間看準形勢自置物業的樓上書店，由於它全年八折，總有一批固定的老主顧，在特定的時刻摸上去光顧，收入有保障，又不怕業主加租，儘管外間租金倍升，同行執完又開，開完又執，它依然故我屹立不倒，能支持超過半世紀實屬異藪，據說如今的「揸弗人」已是第二代了。上海印書館是老牌書店，不重裝修而重質素，今天你摸上去，雖然燈光不足，書們老舊，你不僅能以八折買到最新版的文史哲政經書，只要你有耐性，不怕在書堆與書架中慢慢摸索翻尋，很可能還會找到半世紀前依達、孟君和俊人的流行小說，運氣好的，更能買到已成「傳說中」的三毫子小說哩！

說到規模較大的二樓書店當數「南天」，據說它早期開在中環，而我最初摸上去時也是一九六Ｏ年代，當時它開在灣仔電車路莊士敦道與譚臣道交界的二樓，面對「龍記餐廳」而與軒尼詩官小隔街毗鄰，過千呎的二樓以賣台版書為主，最大量的是台灣商務印書館的《人人文庫》。那時候我喜歡讀現代文學作品，司馬中原、朱西寧、白先勇、陳映真、鄭愁予、周夢蝶、覃子豪等都是我的摯愛，可惜早期的《人人文庫》以政經及古文學書種為主，「南天」也就少去。

後來「南天」搬去軒尼詩道修頓球場對面的二樓，打通幾個單位，面積更大，應有二三千呎鋪面，書種更齊，而且兼賣舊書，應該是我輩書蟲的「書竇」。可惜店主人索價甚高，像我這樣的窮書呆子，見到好書心癢難耐，卻又礙於天價，每每在掏錢前，總湧起家中妻女的容顏，只好忍痛不買，店主人的面色自然不好看。如此忍痛不買，忍了多次，自然卻步，而「南天」也自我的意念中消失了。

說到樓上的大書店，似乎不該遺忘旺角奶路臣街與通菜街交界三樓的「寰球」。它的書種與「南天」近似，但新文學類書比較多，頗合我意。其實書店也只有一層樓幾百呎，不能算大。不過，店主李先生人已過中年，生活無憂，生意好不好沒關係，開書店志在過日辰，不怕虧本關門，故把它當作大書店。李先生很愛書，讀者不小心擺亂了他的書，他會嘀咕着埋怨你，並隨即把書放回原處，態度不好。買書人常說他惡，其實李先生人不錯，有次我去看書，把剛謄寫好的學校試卷油印本遺在店裏，其後匆匆趕回去尋，李先生笑笑口掏出來，說「要是你留在另一間書店裏，很可能要再出一次卷了」！

類似上海印書館、南天和寰球這樣的文史哲書店，值得一提的，還有開在廣華街地面鋪的「廣華」，和奶路臣街與西洋菜街交界三樓的學津書店，店主馬先生由一九七Ｏ年代開店至今，已經歷近四十寒暑，路遙知「馬」力，老馬的毅力令我佩服！

要數專售文藝書的樓上書店，尖沙咀漢口道的文藝書屋是老大哥。一九六Ｏ年代初，王敬羲從台灣回來，把書店開到「六樓」，那真是破天荒。不過，他利用書店的地點，既辦「正文出版社」，又編《南北極》、《純文學》期刊，更得台灣「文星」大力支持，運來大量文學新書之外，還允許他在本港重印暢銷的品種；即使普通讀者嫌六樓高，那些交稿或取稿費的作者們，往來的學者們，總要追上時勢多看、多買點書，生意也就有了保障。何況當年專賣台版文學書的書店甚少，除了旺角「友聯」的門市部，「文藝書屋」像得獨市之利，要看台版書的愛書人自然不怕高爬上去，也就興旺了一段不短的時日，開了總有一二十年，究竟「文藝書屋」是何時結束的，一時想不起來。

除了「文藝書屋」，當然要提一九七Ｏ年代開在銅鑼灣禮頓道和黃泥涌道口，CCC木球會對面二樓的傳達書屋。「傳達」的主持人是畫家嚴以敬（阿虫）夫婦，當然知道怎樣把書店佈置得優雅而吸引。五百呎左右的一層樓，除了三面牆和中間的長書枱放滿台版文學、藝術書外，書們的世界裏，還會有些小擺設和掛畫點綴，讓人知道這裏不單是書海，還是藝術的天地。

「傳達」的最大特色是向外街的那面不是「書牆」，是一面透光的大玻璃，讓自然光灑進室內，在陽光下讀書，比在燈光下讀書多了種人在大地上享受自由自在的舒適意。如果你站得倦了，這裏還備有「咕」，你可以倚坐着看書，或透過玻璃遠望「三Ｃ會」中人在草地上滾球的閑適，或靜聽電車叮叮的從窗下游過……。

一九七Ｏ年代的樓上書店多的是，旺角有西洋菜街賣台版書為主的「田園」；洗衣街有賣舊書的「新亞」，和高高的，要爬三層樓上去，以哲學書為主的「南山書屋」；還有搬了幾次，搬來搬去搬不出旺角的「正心書局」，此店以舊書為主，店主人陳正剛是本港著名的旅行家，對香港的「山卡啦」瞭如指掌，每星期均組織旅行隊探山五十年，他的店是了解香港地理歷史的寶庫，現在改名為「香山學社」，還開在亞皆老街的旺地三樓上。

那年代的港島樓上文史哲書店，有灣仔道的「波文書店」、譚臣道的「一山書屋」、莊士敦道的「青文」、史釗域道的「陶齋」……，當然，要詳談的，是我的「創作書社」。

「創作書社」是「創作類書」加「出版社」的結合，一九七Ｏ年代初期出現於旺角通菜街上，亞皆老街與快富街中間，馬健記圖書公司對面的大厦閣樓，那是樓下鋪的自由閣仔，二百餘呎實用，門口有一兩呎高的巨石屎門檻，門檻兩邊要各放兩級樓梯，出入十分不便，這樣的小「豆腐店」，當年也要六佰元月租，賣的是本地純文學創作外，還直接批訂台版冷門出版社的文學書。後來「創作書社」搬到灣仔軒尼詩道去，這和「新亞」有莫大關係，且聽我慢慢道來。

如今還屹立於旺角好望角大厦十幾樓，每年辦三次舊書拍賣會，每次成交過百萬的「新亞書店」，原本是開在洗衣街上的舊書店。不知何故，「新亞蘇」一九七Ｏ年代初期，跑到灣仔軒尼詩道《大公報》對面開了間二樓的「新亞書店」分店。其後，不知是誰的主意，我們一班「書店友」：神州歐陽、匯文閣黃、新亞蘇、百靈林、賣布方（方寬烈）、創作許……（還有兩個記不起了）八個人把「新亞書店」分店承租下來，改名「聯合書店」合營，可惜我們各有自己的店，無暇兼顧這間「聯合國」，幾個月下來已無法支持，最後我結束了旺角的書店，把「創作書社」搬到灣仔來。

那時候是一九七Ｏ年代中後期，內地改革開放，大批文史哲書湧港，被「餓」了十多年的香港讀書人見書就搶，每逢星期二、四新書到的日子，港大、中大的學子，每來總捧着盈呎厚的新書滿載而歸，印象最深刻的，是錢鍾書的新書《舊文四篇》抵港，我要了四百本，不用一星期即賣光；我為司馬長風出版的《中國近代史輯要》，初版二千冊，半個月已要再版，那真是書業的黃金時代……。

由於書店地點適中，全部書七折或八折，不單書賣得多，還因為很近香港歷史最悠久的舊書店「三益」，我每日可以去進貨，「創作書社」自然賣起舊書來。這就吸引了更多搜尋絕版書刊的專家，學者高伯雨、王亭之、林真、盧瑋鑾，港大的趙令揚、單周堯、黎活仁，中大的黃繼持、王晉光，孔安道圖書館的楊國雄，作家舒巷城、杜漸、海辛、林蔭、許禮平、劉健威……都是到我處買書認識的常客。可惜好景不常，一九八Ｏ年初業主忽然說要賣樓，不跟我續約，多年的奮鬥最後以一萬二千元，叫「收買佬」領五條大漢花了一個上午，用兩輛密斗貨車搬走了。

灣仔「創作書社」關門的幾年後，我心有不甘，在北角「七海商場」覓得兩個打通的鋪位，一九八Ｏ年代中再展旗鼓，賣的同樣是文史哲和舊書，但，一九七Ｏ年代的搶書熱潮已冷卻了，生意也就變成僅可維持，終於到一九九二年我的生活起了大變化，「創作書社」又一次關門大吉。至此，我以為書店與我的緣份已盡，豈料到二ＯＯ五年，想到兩年後即會從學校退休，無事可幹之餘，又興起了開書店的念頭。不久，即在軒尼詩道與馬師道交界，老「創作」附近的一幢商業大厦，覓得一「十八樓C座」的四百餘呎單位，裝修間隔成書店形式，想在退休後再以「創作書社」名號與愛書人結盟交友。可惜，如今退休五年，閑來讀書寫稿，疏懶成性，開書店之事不知不覺拋諸腦後，那間本來要開在十八樓的樓上書店，現在變成我的書房別館，取名「醉書室」，成了我個人的「私書店」。

談過了一般的樓上書店，再跟大家談談一些因特殊環境形成的另類樓上書店。

一九五Ｏ至七Ｏ年代，中國大地上風雲變色，閉關自守，全部訊息不得外傳。因此，中國的政治、社會、文化結構均成為世界各地學人求知的目標，所有一九四九年以前出版的書刊，均成了各地學者及圖書館搜求的對象。香港是最接近中國的國際大城市，各類的書刊秘藏甚多，自然成了他們搜尋資料的寶庫。而這些外國機構或學者資金雄厚，不怕貴，只要有。於是，一些專門報價到外地，以美金訂價的出口書店乘時而興，其中較為知名的是：實用、神州、匯文閣、萬有、遠東、交流、文華……等，此中除了開在西洋菜街的實用書局和中環士丹利街的神州舊書店是地鋪外，其餘的都是樓上書店。

這些書店雖然說是寫字樓形式，幹報價出口的工作，通常你摸到上去，說要買書，只要你不妨礙他們工作，總會讓你慢慢的從架上選書。這類出口書店雖然早已收購了大量絕版舊書藏在貨倉裏，但還是要不停進貨的，隔一段時日再去，每次都有新鮮感，每次都會有「斬穫」。

我最熟的是匯文閣和神州。匯文閣開在中環永吉街的寫字樓裏，主持人阿黃是與葉維廉、崑南、蔡炎培同輩的文學發燒友，此人熱愛現代詩，藏老詩刊、詩集甚多，我書房裏的《創世紀》、《藍星》、《詩朶》、葉維廉的《賦格》……均來自此公。一九七Ｏ年代初有次我跟匯文閣黃去荷里活道「康記」入貨，他左翻右揀的，只花了五分鐘，即選得一橙盒線裝及洋裝老書，「康記」索價二千，他隨即摸出銀包，出手闊綽，幾分鐘即花掉我通菜街「創作」的三個月租！又一次我發現一間新開在旺角閣樓的小書店，給他掛了電話，匯文閣黃迅即飛車而來，兩三下手勢即掃貨幾箱，而我也贏得一頓豐富的魚蝦海鮮宴。

時移世易，轉瞬三十幾年過去，這些出口樓上書店多已式微，所餘無幾。據說匯文閣黃已易了名號，不再匆忙，只為幾名還在海外圖書館任職的老友服務；實用書局已搬上油麻地彌敦道的樓上，神州也已搬到柴灣工廠大厦三千多呎的貨倉去，專心在孔夫子網上搞拍賣……。

一九七Ｏ年代那些美好的時光一去不返了！

──2012年10月

刊於《百家》

我和樓上書店

我和樓上書店
馬吉

我逛書店大概是七八十年代開始的，那時候已有些樓上書店，常去的有傳達書屋、創作書社等。傳達的老闆為嚴以敬夫婦。嚴先生是香港著名漫畫家，畫政治漫畫時用本名嚴以敬，畫生活小品時用筆名阿虫。傳達專門賣台灣的文學書籍，像王文興的《家變》、白先勇的《臺北人》、張愛玲的《秧歌》等我都是在那裏找到的。它位於跑馬地禮頓道，樓下是電車站，道路兩旁綠樹成蔭。傳達有個落地玻璃窗，窗前放了些座墊，窗外就是電車站，顧客捧着書坐在窗前，窗外的蔥翠與午後的陽光映了進來，偶爾有電車叮叮駛過，真是個讀書的好地方。是的，除了買書，傳達也是個讀書的好地方。嚴以敬接受訪問時，說起學生時代沒錢買書，不得已到書店打書釘，常被施以白眼，甚至被趕走，他就立志要開一間可以讓人打書釘的書店。傳達由嚴太太掌櫃，不算笑容可掬，但讓人感到很親切，覺得你來買書也好，不買書也罷，她都一樣歡喜。

創作書社創辦人是許定銘。許先生現在被大陸讀書界稱為「香港書神」，藏書既豐，也寫得一手好書話，是新文學研究專家。那時他正職是教書，因書愈買愈多，索性開起書店來。中共自從接管了大陸，三四十年代的新文學書籍已成毒草，而在另一岸也忌諱大陸的東西，反而在香港，新文學這一脈還未完全斷絕。由六十年代至八十年代，香港曾翻印了許多新文學著作，據說但凡賣書的，都會翻書。創作書社自不例外，也翻印了好些。不過，創作較有道德，其他的會撕掉版權頁，當作自己的出品，創作就完整地翻印，頂多在封面或書脊加上書社的名稱。創作好像下午才開門，大抵是許先生下課後才有空去打理，店面不大，書種頗雜，燈光也較暗，但書價十分便宜，除了翻版，也有不少正版、台版，像周夢蝶《還魂草》領導版就是在那兒買的。

此外還有一山、平價書屋等，啊，還有青文，都是在灣仔、銅鑼灣附近，漸漸都沒落了。可能香港經濟起飛，樓價與租金也隨着起飛，使小本經營的書店難以支持下去。青文本是後起之秀（一九八一年創辦），也支持得最久，最後仍是鬥不過「市場」而結業（二ＯＯ六年）。那店主羅志華一直密謀東山再起，卻在一個寒冷的年廿八天，在書倉收拾書本之際，不慎被傾塌下來的書山壓死，讓人唏噓不已。

然而，這一間倒下了，又有另一間冒起來，潮起潮落，生生不息；正如文學雜誌、文學創作在香港，也從未中斷過一樣。傳達之後，繼起專營台版書的有田園、樂文、洪葉等。印象中初時書店都開在港島，或許正因為租金問題，書店紛紛遷移，慢慢集中到九龍，尤其是旺角來。像繼起的這三間，都先在旺角開業。洪葉店主葉小姐原本出身於田園，後自立門戶，搞得有聲有色，高峯時期共有四間店鋪，一時無兩。可惜沙士襲來，洪葉分店多了反成負累，結果關門大吉。它也出過些書，多是本地的文學創作，記憶中有劇本、散文等等。有位我心儀的作家杜杜，他第一本書《住家風景》，最初是純一出版，其後就由洪葉重版，都成為我的珍藏。

八十年代恰值大陸改革開放，出版也蓬勃起來。大陸青年餓書餓得久了，常常大排長龍到書店搶書。那時香港人讀書仍不大接受簡體，但也有些人洞燭先機，率先辦起簡體書店來。文星書店就是其中的佼佼者。文星老闆何先生正是青文的前股東。它起初開在旺角一幢舊式唐樓之上，沒有電梯，顧客買書就要一口氣跑上長長的梯階，對四體不勤如我者真是個嚴峻考驗。沒多久，它遷進新式的商業大廈，我才鬆一口氣。文星進駐之後，那大廈陸續又開了好些書店，都多是賣簡體書。那時人民幣的幣值不高，兌港幣大約是1.25：1。文星等以書價1：1賣書，即使加上折扣，仍大有可為。近年人民幣愈趨升值，不僅突破了1：1，如今已是0.87：1了，經營乃日見困難。業主又不斷加租，文星堅持了廿多年，最終也要棄守。

以前我逛書店，常以文星為起點。文星在十一樓，其餘的在九樓、八樓。我便先跑上十一樓，然後往下逐層搜掠，出得門來兩手都是書，十分滿足。文星沒有了，我每到旺角，站在熙攘的街頭，往往有不知何去何從之嘆。

縱然如此，目前「碩果僅存」的書店依舊不少，單說旺角，除了田園、樂文，尚有榆林、開益、序言、學津等，二手書店則有梅馨、新亞等，旺角仍算得上是個小小書城，愛書人趁這一潮未沒落之前，不妨多去買幾本書吧。不過，我買書的方式其實也在改變，現在多是從網路上買，網路書店就不局限於香港，比實體書店更為紛繁，那又是另一片風景了。

（原刊二Ｏ一一年一月號台灣《文訊》雜誌第303期，另見驛居室散記、書之驛站。）

卷墨千秋

卷墨千秋
陶傑

在羅冠樵先生的喪禮，扶靈的人，還有漫畫家阿虫、尊子、馬龍。

阿虫先生年逾七十，還束一把灰白的小馬尾，與四十年前那個畫廊書屋的小老板沒甚兩樣。

阿虫原名嚴以敬，二十多歲就畫時事漫畫，天天登在香港的「快報」頭版，還有中華民國的「香港時報」。嚴以敬的漫畫刁鑽而辛辣，跟今日之慈眉善目是兩回事，畫鄰近地區「文革」時代的領導人，毛Ｘ東必篷頭亂髮，林彪則一對關刀粗眉，兩個都蹬着一對黑布鞋，十分現實，跟那個匯錢寄花生油給順德清遠人民公社第三生產大隊的舊時代氣息，風格相當的合拍。

嚴以敬的太太，是台灣水彩大師馬白水的千金，兩夫婦在黃泥涌道口的樓房開一家書屋。推門進店，必見嚴太太着一條牛仔裙，錢櫃旁邊的一排，是台灣新潮文庫和水牛版的外國名著翻譯：三島由紀夫的「金閣寺」、弗洛姆的「逃避自由」、卡繆的「異鄉人」；然後靠落地長窗的右邊，才是當代台灣的余光中、鄭愁予、楊牧。

書店窗台有幾張椅墊子，冷氣開放，這是香港沒有「誠品」的時代，真是室雅何須大，嚴家伉儷開書店全不設防，讓窮學生打書釘，禮義廉恥都在一片欣祥的氣氛裏，偷書，不是不可以的，但看見嚴太太蹬高踏低氣吁吁地搬書挪貨的那副苦勁，你忍心做賊嗎？

何況走廊還是一個小畫廊，掛着嚴以敬和他的畫友馮戩雲等的水彩。嚴先生筆掠粗獷，墨灑雄奇，幾個戰友也一樣，皆憤怒青年眼中的風景，我在嚴先生開的「傳達書屋」買過余光中的「望鄉的牧神」，楊牧的「燈船」，還有台灣女畫家梁丹丰的水彩畫集，不知不覺，在黃泥涌道的老樓，落地長窗滑開的陽光之處，木球會西餐廳忌廉沾香濃味飄的交匯的地方，還有一家現代的中華民國，優雅而淡恬。今日只剩一家空舖，時時我經過，看見榕樹老瘦了，阿虫已經從金剛化為菩薩。

（蘋果日報二Ｏ一二年十二月四日）

傳達／阿蟲／嚴以敬

傳達／阿蟲／嚴以敬
Sonny So

時光倒流三十年，那株老榕樹就屹立在跑馬地禮頓道和黃泥湧道交匯處。榕樹下有個電車站，站在電車站背着禮頓道抬頭便看見二樓一個有落地玻璃的單位。這就是傳達書屋。我時常靠着那落地玻璃「打書釘」，書釘打得多，順理成章認識了老闆娘嚴太太；我也因此在《明報》寫了一篇 題為〈傳達書屋〉的短文。誰知過了一段日子，我竟要利用這個關係有求於她。

記得那天我跑上「傳達」，戰戰兢兢走到收銀處，對嚴太太說：「今屆『青年文學獎』想請嚴以敬先生幫忙，設計一個獎座……不過，我們付不起錢。」這時嚴太太身後冒出了一個人，怎樣看也像個裝修師傅。嚴太太對那人說：「那篇文章就是他寫的。」嚴以敬先生打量着我，說：「沒有問題。幾時要？」

過了一年，便傳出「傳達」要結業的消息，說是嚴以敬一家要移民。從此，再沒有傳達書屋，只餘那株老榕樹和樹下的電車站。

今期（第1027期）《壹週刊》「非常人語」正好訪問嚴以敬。論知名度，嚴以敬不及阿蟲。嚴以敬畫的是政治漫畫，政治不是人人有興趣，起碼要立場一致才會產生共鳴。阿蟲畫的是水墨小品，雖然只是閒閒幾筆，但加上幾行充滿禪意的文字，卻能化戾氣為祥和，緊扣讀者的心。

專訪側重嚴以敬和阿蟲，反而沒有半句談及「傳達」，或許是記者太年輕了，「傳達」結業時他還未出世。專訪也披露了嚴以敬當年移民美國的甜酸苦辣，這倒令關心他的人感到愕然。不過，他到底是一個豁達的人。他說：「一切不快樂，來自比較，比較是理性的行為……一有感情，便有快樂；一有理性，便不快樂，但生存不能缺少理性，所以要在這個矛盾裡面找到平衡，所謂平衡，就是不快樂的時候，用另一個方式生活。」這就是阿蟲。阿蟲最終選擇一個人回流香港。

（集思錄網站二Ｏ一Ｏ年二月十七日）

傳達書屋

傳達書屋
嘉雯

傳達書屋。又是一個久違了的名字。我逛「傳達書屋」的日子，也是三十年前的事了。

「傳達」是一間「二樓書店」。位於禮頓道與黃泥涌道交界一座幾層高的舊樓。當時香港仔隧道還未動工。由中區要到「傳達」，必須乘往銅鑼灣的電車，經波斯富街，在禮頓道下車，在車站過一段短短的馬路便可到達。離開，也可以乘電車，經馬場、養和醫院、跑馬地天主教墳場，再轉入軒尼斯道。我覺得在那個年代，四周的環境很幽雅，遠不及現在的煩亂。

書屋內的佈置很簡單，主要是賣文學書藉、翻譯小說等；也有些宗教和普及科學等類別的書藉。書店保留著玻璃窗，可以望到街景，又讓陽光透進室內，給人一種很舒服的感覺。你可坐在窗旁一整天地閱讀，店主也不會干涉。

我得知有「傳達」，是國文老師給我介紹的。我當時還是讀初中，對文學產生興趣。老師給我們講述日本幾位當代作家，包括三島由紀夫和川端康成。我記得一天放學後沒有功課，便到那裏逛逛。那天是深秋日子，我到達跑馬地時，已是傍晚時分，天色昏暗，好不容易找到那間書店。店內只得一位讀者。原來居然是我的同班同學。他在專心地看書。我們只點點頭但沒有交談，他繼續閱讀，而我不以為然地尋找我的文學書藉。其間，他不動聲色地到櫃台付錢，買了一本關於從宗角度看科學的書。我逛了一會，選擇了川端康成的「美麗與悲哀」便離開。那是台灣版的譯本。紙質淡黃而且甚為粗糙。我現在還隱約記得那股氣味。但在那個年代，沒有其他選擇的了。想買內地版的日本翻譯小說？是天方夜談罷。

（寫作和經歷網站二ＯＯ六年十月十日）

文星圖書公司

 

（來源：宋子涵網站二Ｏ一Ｏ年九月一日）

文星折扣卡、發票

文星結業

文星結業
馬吉

今讀《蘋果日報》，驚悉由於人民幣與鋪租不斷飛升，文星書店已在上月底結業。文星即使不是二樓書店的元老，也是二樓書店賣簡體書的元老。是它專賣簡體書之後，才引來不少二樓書店跟風，今日許多二樓書店多少都要賣點簡體書了。那時文星開在亞皆老街一幢唐樓上，不知是四樓還是五樓，沒有電梯的，要攀爬一條畢直的石階才上得去，上到去時已氣喘如牛。後來它才遷到旺角城市中心現址，也有好幾年了。漸漸像尚书房、榆林書軒、新思維書店、博學軒等賣簡體的才進駐，都多數開在旺角城市中心。

我每到旺角「朝聖」，以前是先逛亞皆老街，再去花園街那間五車書屋（不久已結業），才再折回西洋菜街走訪那幾間賣台版的書店如洪葉（已結業）、樂文（已搬遷）、田園等。如今不用繞那麼多彎路，先到旺角城市中心，直上十一樓的文星。它的書種至今仍是最新最快，也最合心水，我難免要撿幾本書；然後才落九樓，那兒有博學軒和新思維。博學軒是夫妻檔，服務不錯，進門例必有一聲「隨便睇」，離去時也有聲「多謝光臨」。然而他們書種較舊，我總是空手離去，辜負了他們的美意。新思維較多文史書籍，不過合意的不多，也是看看就離去了。八樓還有間榆林（繁體店），但賣港版台版書，我興趣不大。

出了旺角中心，便跑到對面上開益（以前洪葉舊址），有時也會買到些書；跟着再上一層樓到榆林（簡體店）。榆林的書種跟文星的不盡相同，但都多是我喜愛的文學類，恰好跟文星互補。只是近來入貨似乎慢了些，漸漸有些老態。現時我出來逛書店，都是藉口替發嫂嫂辦點事，乘機走一走而已。通常會挑阿Ｂ午睡時間才出動，一面四處逛，一面就記掛着阿Ｂ。這樣走了一圈，不覺已個多小時，要趕回去照顧阿Ｂ了。旁邊還有尚书房，旺角城市中心隔壁還有梅馨、序言、樂文等。梅馨也專賣大陸書，較多藝術類，非我口味，但不時會有驚喜，像鄭振鐸兩冊繁體的《西諦書跋》，正是在那裏撿的。如果還有時間，我會匆匆逛逛梅馨，便打道回去，其他的只好放棄了。

月前我在卓越亞馬遜網站發現幾隻DVD：《棋王》、《孩子王》和《黑炮故事》，連忙落單，卻不成功，說甚麼不能配送「中國以外地區」。真是奇怪，當當網倒從來沒有這問題，可是這三隻影碟當當都缺貨。我便跟文星訂購。據以往經驗，他們一兩個星期就回覆的，今回卻是渺無音訊，原來不玩了，真是可惜。

（驛居室散記二ＯＯ八年七月九日）

文星照片（拍攝於二ＯＯ七年十月十八日）

文星結業

簡體字龍頭書店　文星結業 文化評論員慨嘆　城市中心書城將散檔

【蘋果】曾經風光一時的樓上簡體字書店，近月受人民幣匯率屢創新高、油價高企及租金上漲影響紛紛結業，其中有20多年歷史的龍頭書店文星圖書也不支倒地，上月底已關門停止營業。有文化評論員表示，旺角城市中心原有「香港書城」之稱，「而家連文星都執笠，呢個書城都會散檔。」　記者：蔡朗清、麥志榮

 

位於旺角城市中心的文星圖書昨日大門深鎖，但沒貼出任何告示。　溫文學攝

位於西洋菜街的旺角城市中心一直是樓上簡體書店集中地，座落11樓的文星圖書更是行內龍頭。文化評論員彭志銘昨日向本報表示，文星已結業逾一星期，他經常光顧文星，也認識老闆何月東。文星上月仍舉行清貨大減價，當時未聞會結業，「上個禮拜我再去文星，已經人去樓空，我都搵唔到老闆」。 城市中心9樓的新思維書店方先生表示，上月30日文星已停止營業，「之前見文星兩折散貨，一套書原價2,000蚊，賣400蚊，都知佢會執」。記者昨日到文星視察，發現重門深鎖，致電上址也沒人接聽。 彭志銘又表示，文星有20多年歷史，最初在亞皆老街先施對面一幢舊樓的2樓開業，其後再搬到城市中心，吸引不少簡體字書店進駐，「而家連文星都執笠，呢個書城都會散檔」。

加租加運費難捱



文星昔日是樓上簡體字書店的龍頭，一度吸引不少城中知識分子光顧。

方先生感慨地說，受到人民幣匯率不斷創新高，租金一年升兩成，加上油價高企，運費急漲，令樓上書店經營困難，「呢度舖租接近4萬，文星8萬，點做？8月租約期滿我地都會搬。呢幢大廈曾經有7、8間書店，而家剩番約3間」。 文星圖書負責人何月東，人稱「東哥」，有份創辦青文書屋，後另起爐灶開設文星。他十分愛書，立志經營書業，05年因區內簡體字書店如雨後春筍，競爭激烈，但他表示會堅守文星的陣地，「寧可拚死沙場，也不會臨陣逃避」，但最終難逃結業命運。

特稿：老闆東哥揀書有眼光

文星圖書的顧客，不少是文化人和學者。作家馬家輝表示：「文星呢類專賣人文類書籍既樓上書店，只有我地呢尐八股佬至會去！」他慨嘆，樓上書店不再是一盤可行的生意，只是個浪漫的理想。

顧客搶著選新書

馬家輝憶述，從前每個月都光顧一至兩次，文星老闆東哥選書甚有眼光，每逢周二及周五下午，東哥會親自從深圳將新書運送返港，一大群愛書人到時便不約而同齊集在書店等候，待新書一到，大家都搶著揀選，「好書通常只得一、兩本，錯過左就好難搵番！」 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副教授馬嶽表示，他當年攻讀研究生時，也經常光顧文星。以前台灣書很昂貴，文星出售的內地繙譯西方名著種類多，加上那時人民幣匯價較低，所以書價很廉宜，深受學生歡迎，但書店競爭日大，他近年也很少光顧文星。 （原刊二ＯＯ八年七月九日《蘋果日報》）

文星「策略轉戰」？

【明報專訊】月前，本版報道文星書店因大割價而傳出結業消息，其時書店職員予以否認，然而日前書店旺角城市中心十一樓店址已變作「博學軒特賣場」，負責人梁先生確認透過文星老闆何月東之下屬，全面買盤，接受文星的書籍與租約，暫以「購滿一千元二折」特價售書至今天，日後視乎情況考慮是否以此店址作擴充「博學軒」的經營。 其實近日文星經營反覆，6月底減價結束後至今十來天中，已一度掛出「內部裝修」字樣，並有指店中書籍、貨品已搬走。而書店向來定期發布信息的書店網站（http://www.mansbook.com），亦暫停運作。本地重要文史哲書店結業的揣測由是傳出。記者一再致電何月東，手機俱留言「暫停使用」，而一位周姓職員指何現於台灣出差，店中所有業務現已暫停，一切消息需待何月東不日回港後方可證實，現時他亦只可等待何主動與他聯絡。 其實，上周一個探討二樓書店的講座上，即有讀者向嘉賓查詢文星的情，而講者之一葉輝則回應指，六月底的減價期間曾到訪書店，當時店員告知減價與裝修，是為重集資金、重組空間，再修訂售賣書種。然而現已中止的門市業務，會否因另覓租金較廉宜的新店址而繼續，或將完全終結？有跟何月東相熟的文化人，樂觀地指這或是向來有周轉困難的文星書店「戰略性轉移」，「即使結業亦為可能性之一，將來仍有可能再戰江湖的機會。」但一直與文星書店合辦中學生閱讀活動（半年前結束）的前中大第二書店店長謝安，卻認為樓上書店已走向沒落趨勢，尤其文史哲書類欠缺讀者，書店經營亦後繼無人，目前可能已屆香港樓上書店生態的最後廿年。

（原刊二ＯＯ八年七月十二日《明報》）

aNobii的討論： aNobii: Discussions 文星結業